薯条背后的亲情记忆与价值认同

薯条

第一次吃薯条，是七岁那年的县城。母亲带我赶集，路过一家炸鸡店，玻璃窗里金灿灿的薯条堆成小山，油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我扒着窗不走，母亲犹豫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票子，买了一小包。纸袋烫手，薯条细得像筷子，蘸着番茄酱，外脆里软，咸津津的。我一根一根数着吃，母亲在旁边笑：“慢点，又没人抢。”

后来我才知道，那包薯条的钱，够买三斤土豆。母亲是下了狠心的。

再后来，我学会了炸薯条。挑黄心土豆，削皮切条，泡水洗去淀粉，沥干了冻两小时。油烧到六成热，薯条下锅，滋滋啦啦，白条子慢慢浮起来，变得金黄。捞出来晾一晾，再复炸一遍，才够脆。儿子趴在灶台边喊：“好了没好了没？”我说急啥，复炸的才香。话一出口，忽然想起当年母亲看我数薯条的样子。

儿子吃薯条，喜欢蘸冰淇淋，说冰火两重天。我嫌糟蹋东西，可看他舔着手指头傻笑，又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吃法，薯条还是那根薯条。

前阵子收拾老屋，翻出母亲当年的记账本。一页页翻过去，某页写着：“土豆三斤，一块二。薯条一包，两块五。”旁边用铅笔打了个小勾，批了两个字：“值当。”

我拿着本子站了很久。两块五的薯条，在母亲账本里是“值当”，因为她看见女儿扒着橱窗舍不得走。如今我给儿子炸一盘薯条，费两块钱土豆，搭半小时功夫，听他喊一声“妈妈真棒”，也觉得值当。

薯条这东西，哪儿都有，不稀奇。可它从土里长出来，过油锅滚一遭，蘸上酸甜苦辣，吃进嘴里，咽下去的，全是过日子那点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