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事]  “富可敌国”大维德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译名开始，David这个名字，现在一般都翻译为大卫或者戴维，但有个David却与众不同的被翻译为“大维德”，这个人就是20世纪初的英国瓷器收藏大佬Sir Percival David（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

大维德与夫人

如今你去查找关于“大维德”这三个字的信息，一般都会被引导到“大维德花瓶”这个在瓷器界有很高学术地位的物件上，这对瓶子全名是“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瓶子的拥有者就是大维德，所以俗称“大维德花瓶”（David Vases）。

大维德花瓶

这对瓶子之所以这么重要，更多体现在学术意义上，他们是作为元青花的断代标准器存在的。

所谓断代标准器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发现了个瓷器，估计可能是元青花，那就得找标准器去做比对，从器型、纹样、烧制工艺、铭文等各个方面来做判断，如果不符合，不好意思，年代不对，甚至可能是赝品。

而且，早年认为青花始于明代，关于元青花是否存在是不确定的，直到这对瓶子出现，瓶子上的铭文清晰的体现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关键信息，于是关于元青花的争议终于有了定论。

大维德花瓶现在就摆在大英博物馆的95号展厅入口，如此重要的瓶子，不过是开胃菜而已，在95号展厅里存放着大维德一生的心血收藏，用“价值连城”这四个字来形容，可能都不足以说明这些藏品的珍贵。

拿大家比较熟悉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来举个例子，大家就容易理解这个展厅里的货有多丧心病狂了。

刘益谦与成化斗彩鸡缸杯

2014年，苏富比春拍，来自上海的收藏家刘益谦，以2.8亿港币的价格拍下了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并当场用这杯子喝了杯普洱，一时传为佳话。

“成化斗彩鸡缸杯”之所以珍贵，存世稀少当然是主要原因，早在眀万历年间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物件了，目前存世数量据说不超过20只，有4只为私人收藏，其余都在各个博物馆。

“物以稀为贵”，存量稀少是这些绝世珍品的基本属性。除此之外，物件背后的故事更是拉开价值差距的有力推手。

首先，“斗彩”这种工艺起于宣德年间，在成化朝被发扬光大，用二次上色烧制的工艺让瓷器突破了原本色彩单一的局限，属成化朝瓷器的代表性工艺。

其次，杯身图案也很有话题性，成化帝身世坎坷，是他老婆万贵妃一手带大的，据说他偶然看到一幅宋代的“子母鸡图”，感怀万贵妃不离不弃将自己抚养长大，深受触动，于是命人根据这个题材，烧制出了斗彩鸡缸杯。

再加上成化帝朱见深对御瓷的质量要求极高，看不上的一律都销毁了，所以本身这些选入宫中的都是精品。

种种因素让成化鸡缸杯的珍贵程度非比寻常，即便如此，鸡缸杯在大维德的藏品里还排不上前列。

对瓷器有兴趣的可能都听过“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句话，说的是钧窑瓷器贵重无比，大维德的收藏中也不乏钧瓷，比如元钧窑天蓝釉大罐、乾隆御题钧窑瓷枕、宋钧窑盘、宋钧窑莲瓣碗。

与钧窑同为五大名窑的各类珍贵瓷器大维德同样有相当可观的收藏，其中以汝窑瓷器最受瞩目。

同为五大名窑，北宋末年的汝窑是御用瓷器，温润儒雅的天青釉色是历代青瓷典范，因烧造时间短，自南宋以来就是收藏界炙手可热的珍品，迄今传世不足百件，大维德一人就收藏了十二件，数量仅次于台北故宫，其中不乏存世仅两件的至宝。

汝窑·青釉葵瓣式盏托

这个高6.5cm，最大直径17cm的盏托，托盘呈五瓣葵花型，北宋时期宫廷将此类盏托用于承托不同材质的茶碗，除大维德这件藏品以外，仅有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

汝窑·天青釉刻画双鱼纹椭圆洗

这件鱼纹洗呈椭圆型，洗内底釉下刻有游鱼纹饰，十分罕见，汝窑向来以素净淡雅著称，一般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二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

汝窑奁式炉

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宫，大维德收藏的这件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

乾隆御题汝窑天青釉碗

碗底乾隆御题

均 [鈞]窑都出脩[修]内司，至今盤多椀 [碗]艱致；内府藏盤數近百，椀 [碗]則晨星見一二。何物不可窮其理，椀 [碗]大難藏盤小易；於斯亦當知懼哉，愈大愈難守其器。乾隆丙午御題。

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大维德收藏了一幅由宫廷画家在1728年绘制的《古玩图》，这幅图描绘的是雍正皇帝收藏的中古物和瓷器，图中就有这只乾隆御题汝窑天青釉碗，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乾隆御题汝窑天青釉碗收集到，足见所下功夫之深，我们也能由此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雍正《古玩图》 局部

大维德的瓷器收藏之精，让很多大博物馆自愧弗如，甚至与两个故宫相比都不遑多让，他到底何德何能有此成就？

不可否认，他有个好爸爸。他的父亲沙逊·大维德是孟买当地著名的银行家，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地区，出身沙逊家族自然让大维德生活优渥。

他接触中国瓷器的经历也很有故事性，据说当他攻读法律学位时，有段时间因病到朋友的海边别墅修养，在别墅起居室的壁炉架上看到了一只中国花瓶，他折服于中国瓷器透出的美感和艺术性，从此开启了他的瓷器收藏之路。

对于一个新手要挤进某个圈子并不容易，幸好，他凭借殷实的家底，以向收藏界大佬伯纳德·拉克姆所属博物馆进行瓷器捐赠作为敲门砖，以此获取了他的好感，顺利的进入了这个小众圈子。

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除此之外，大维德本身对瓷器确有极大热情，为了看懂器物上的铭文题款，他甚至为此自学了中文，成为圈子当中极少数掌握中文的专家，但在圈子当中，依然还是个小透明，于是他决定再次发挥家族优势，借由家族在中国有业务的便利，直接前往源头渠道一探究竟，就这一点来说，他比伦敦那个瓷器小圈子里的人要有优势得多。

大维德首次来到中国的那年是1924年，这一年的11月，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大批宫中珍宝或被溥仪带出，或被太监宫女盗走，不知多少稀世奇珍从此流落在外，令人叹息。

大维德积极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筹建，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多次往返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故宫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

荒废的故宫

正是由于他在故宫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零距离接触，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味，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凌驾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之上。

真正让大维德在中国瓷器收藏奠定坚实基础的，是他在1927年收入的一批皇家旧藏，一共40多件，这批器物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还有很多其它钧窑、定窑、龙泉窑的名窑瓷器，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 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东方陶瓷协会这个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圈子。

自此之后大维德开始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他对自己收藏的每件器物包括其流传过程都做了相关考证，并且将器物上所有的款识都翻译成英文。大维德不仅是海外收藏汝窑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于汝窑研究的学者。

尾声

1950年，大维德将自己的收藏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作为附属条件，伦敦大学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陶瓷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分支成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大维德以此为家，直到1964年去世。

由于财务问题，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不得不于2007年关闭了，经与大英博物馆协商，大维德收藏将在大英博物馆95号馆永久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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