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夏最大赢家的背后，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在《乐夏2》里，五条人前后一共经历了四次淘汰、四次复活。

每次淘汰或复活，五条人都会频频光临热搜。

有网友对此做出调侃，说五条人的乐迷不是去“捞人”，就是在去“捞人”的路上。

“捞五条人”在冥冥之中，似乎成了节目组屡试不爽的一个梗。

而“乐队的夏天”，也因此变成了“捞五条人的夏天”。

很多人看在眼里、愁在心里，觉得此举其实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变相消费，与其让他们进军决赛，倒不如让他们潇洒离开。

毕竟，作为一支野生乐队，五条人本身所流露出的乡土气质，与《乐夏》所追求的潮流、先锋并不匹配。

作为一档音乐综艺，《乐夏》大多数时候，都对充满现代感的实验音乐充满了包容。

只不过，这种包容一般建立在节目组所提倡的娱乐守则上。

然而，从海丰县城出来的五条人，与《乐夏》所提倡的音乐理念却刚好完全相反——他们既不先锋，又充满了反骨。

五条人身上，带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气息，有点“土到掉渣”。

表演过程中，他们临时改歌，将原本要演唱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换成了海丰方言演唱的《道山靓仔》，把节目组弄得措手不及。

不受控制，就等于挑衅权威。

而作为《乐夏》的“话事人”，马东绝不可能坐视不理，任他们胡来。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条人被淘汰，其实也属必然。

诚如马东所言，五条人把《乐队的夏天》这个“正经地方”，变成了一个又土又痞的九十年代县城歌舞厅。

不过，对《乐夏2》来说，五条人的存在，整体还是利大于弊的。

正因有了他们，才使得《乐夏2》多了很多流量、很多戏剧性、很多不确定性。

他们表现出的随性洒脱，让很多观众过目难忘：表演时的花衬衫、人字拖；录制节目时，怎么舒服怎么来，直接躺在沙发上打瞌睡……

这种未经驯化的举止做派，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在无形当中，契合了观众对独立艺术家所做出的想象。

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音乐，也给很多人带来了陌生的新鲜感与亲切感，让乐迷们猛然发现，原来方言音乐还可以这么泼辣、这么生动！

五条人，并非有五个人，而是由两位核心成员（目前固定成员4人）构成——出生于1986年的仁科和出生于1981年的茂涛。

仁科，自封“农村拓哉”、“郭富县城”，能够用散装英语，把大张伟逗到原地转圈。

茂涛，人称“阿茂”，带上墨镜就是“海丰谢贤”，属于人狠话不多的类型。

“五条人”这个乐队名，取名于杜可风导演的《三条人》。

那些年，他们在广州卖碟，接触了很多盗版电影，因为两人都很喜欢《三条人》，所以就决定用它来给乐队命名。

尽管五条人屡次惨遭淘汰，但他们却意外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乐夏金句王”。

无论台前幕后，他们都自带话题，贡献了不少梗料。

比如，演出改歌之后，面对生无可恋的跟拍导演，仁科一把揽住对方，语重心长地安慰：“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记者采访：“你什么时候感受到自己火了？”

答：“此时此刻。”

五条人的logo，是一个飘扬的红色塑料袋，而仁科也用“塑料味”的乐队来形容自己的音乐。

谈起五条人的音乐理念，他更是毫不含糊，狂飙金句——

“塑料对于我们来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真实。”

“我们宁愿土到掉渣，也绝不俗不可耐。”

“音乐从来不是我的梦想，而是我的生活。”

舞台上，周迅问仁科，“你们会打架吗？”

没想到，散发着江湖气息的仁科，竟然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知识分子，不打架的。

话音一落，现场哗然。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插科打诨的玩笑话看待。

直到事后仔细深究，才发现仁科说的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趁热追击对五条人展开了专访。

专访中的他们，散发出了浓烈的“知识分子”气息。

他们列举出的导演，达到了一定的迷影水平：从王家卫、贾樟柯到森田芳光、李沧东、阿莫多瓦、伍迪·艾伦等等。

就连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也出现在了他们的片单当中：《盛夏》、《水牛城66》、《阿玛柯德》、《热天午后》、《失魂家族》、《死囚越狱》……

喜欢电影的他们，常常透过影像，来获取灵感。

侯孝贤在电影《童年往事》里，刻画了男主少年时的顽劣，而阿茂则由此出发，创作出了一首同名歌曲，用歌词记录了他放浪形骸的童年时光。

贾樟柯在电影《天注定》里，塑造出了一个游走各地、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王宝强 饰），根据这个角色，五条人创作出了《热带》这首歌。

“有了经验之后他开始杀人不眨眼，再捅死一个去银行取钱的人，抢了钱之后买了一辆摩托，现在的刘德龙不再是个正常人”。

正因如此，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五条人的民谣，就如同是一部音乐化的乡土电影”。

《天注定》

仔细想来，五条人和贾樟柯之间，其实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创作出的作品，都立足当下，以小镇青年为主体，透露出了真实接地气的市井气息。

贾樟柯离开汾阳之后，用电影讲述家乡汾阳的故事；五条人离开海丰之后，用音乐讲述家乡海丰的故事。

他们记录下的人和事，时而鲜活，时而莽撞，时而困窘，时而豁达……

类似的生活经验，赋予了他们对小镇生活、对小镇青年更加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

纪录片《踏歌行》

2003年，在海丰的原创音乐会上，仁科结识了阿茂。

8个月后，仁科离开海丰，到广州石牌村投奔了阿茂。

两人自此在广州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走鬼（流动小贩）生涯——一个卖盗版书，一个卖盗版碟。

他们住在一套简陋的毛坯房里，屋里有几把破吉他，时不时会拿出来摆弄一下。

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石牌村住所，墙上是仁科的画。（摄影：云胜）

2007年，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广州开始严打。

两人干脆结束东躲西藏的走鬼生涯，开始正儿八经地写歌、录歌。

两年后，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县城记》。

在《县城记》的封面上，他们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只用这一句话，他们便为自己标记上了独树一帜的乡土特色。

这张专辑，让他们拿下了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大奖等奖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何平曾如此评价他们：“（五条人）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乐队。”

五条人创作的作品，大多以日常为底色，描写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歌中充斥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有抄电表的、有换港纸的（通过换港币倒差价挣钱），有瞎眼老伯，也有酒鬼猪哥伯……

在讲述这些人、这些事的过程中，五条人既不对他们做道德审判，也不为他们打鸡血鼓劲，只是用方言掺着几许人情味，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且妙趣横生的社会风情画。

他们将小人物的愿望放到歌曲里吟唱，见证了家乡乃至整个时代的变迁——“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他们说：“我们将县城吞进胃里，消化成歌，那不是乡愁，而是历史。”

像《烂尾楼》、《县城记》、《倒港纸》、《李阿伯》、《彭啊湃》这些作品，都具有一定记录时代的意义。

时代滚滚向前，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到处都是社畜和996。

与过去相比，尽管生活便利了、物质充裕了，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变得疏远了很多。

于是，五条人便帮当代都市人做了个旧时的梦，这梦境未必美好，但却让人充满怀想。

如果往前推十年，他们未必能像现在这么火。

因为隔得足够长远，所以他们歌中所标注的生活风貌，才格外地打动人心。

“全网捞五条人”，既是一次全网狂欢，也是一种离经叛道的集体行为艺术，更是一幅因现实与理想错位而引发的怀旧图谱。

坦白说，五条人创作的音乐，其实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倾向。

它们太各色、太平淡、太市井，甚至还夹带着一丝不值一提的“土”。

他们只想用音乐告诉世人：“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而火热，但它实实在在的就在那里，值得你揣着的那把锥子脱颖而出。别想太多啦，问题出现再说吧。”

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去追求一些大开大合、情感丰盛的音乐作品，要么感人肺腑，要么悲情伤感，要么激情昂扬。

像五条人创作的这种极富日常情趣的音乐作品，反而极易被人们所忽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条人能够成功出圈，的确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毕竟，现如今能够扎根乡土，一心吟唱乡土人情的乐队，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像他们这样能够为公众所接纳的乐队，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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