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惊呼：这部电影比恐怖片更可怕

作者 | 陈思航，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即便是实验电影——也在以某种方式映照着现实。

正如《寄生虫》之所以能够赢得全世界观众的喜爱，恰恰是因为它探讨的阶级议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但是，或许没有什么类型能像纪录片一样，如此直接地碰撞着现实。在绝大多数的纪录片中，我们不会看到虚构情节的象征或隐喻，我们会直面那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对于纪录片爱好者来说，每年各大电影节展的纪录片单元，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内容。

这次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美国工厂》，并不能算是爆冷。它在去年面世的时候，就已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美国媒体直接惊呼“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恐怖片”。毕竟，只要简述它记录的事件，就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了。

中国亿万富翁曹德旺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区开设了一家“福耀”汽车玻璃工厂，雇佣了2000名当地的工人，其中有许多都是已经废弃的前通用汽车厂员工。

在美国的后工业时代，解决数千人就业问题的曹德旺，起初被当地人看作是一位英雄。但是，随着合作的开展，中国企业追求高效率的原则，与美国工人阶级注重个人权益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乍看之下，《美国工厂》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片名，但其实它有着多层次的含义。

它是一个立足于美国国土的工厂，但它又不是一家土生土长的俄亥俄工厂。控制着它的是一位中国富商，但他又想要尽可能地发展一家“美国化”的工厂。

这种简单表象之下隐伏的复杂网络，恰恰是这部影片想要展现的真实。

中国公司与美国工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简单而强烈的、不言自明的冲突。但是，如果追根究底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系列牵涉到经济、文化、历史、政治层面的复杂因素。

《美国工厂》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完整、客观地展现这些因素。

深受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影响的导演朱莉娅·赖克特，显然采用了大量“直接电影”的理念。我们可以体认到她对画外旁白的摒弃，以及对运动长镜头、访谈同步声、连贯性剪辑等技巧的使用。

她要让创作者透明、让真实显影。

毕竟，选择任何一种立场，就意味着忽略这幅复杂全景图中的某些信息。创作者的姿态与风格，也让这部影片成为了思考当下中美关系的绝佳文本。

《美国工厂》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的优势与问题。

一位立场“鲜明”的创作者，很容易就会将这一事件简化为美国的衰落或是对中国制度的批判，但这部影片的导演，有更多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在一部聚焦于工厂的纪录片里，最为直接的信息，当然是关于工作效率的。

那些来到中国工厂参观的美国管理者们，都被中国工人们惊人的工作效率所震慑了。他们看到，中国工人们就宛如机器零件一般，一丝不苟、循环往复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在集体主义的管理下，他们全力运作着自己的身体，从而为企业创造最大限度的利益。

与他们相比，美国工人就显得怠惰得多。从技术水平到工作态度，他们都很难达到中国工人的级别。他们会在工作时闲谈嬉闹，而且还不一定服从上级的管理。正因如此，曹德旺刚刚在美国办厂的时候，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亏损状态。

但是，中国工人创造的利益，也立足于对工人个体的压榨。

美国工人们会抱怨，自己在福耀工厂的时薪，不到通用工厂时的二分之一，但中国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种级别的薪资，他们就算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教授工人技术，也并不会得到额外的奖金。

此外，中国工厂利用继承自社会主义时期的动员话语，以及节日联欢会等策略，在工人中营造一种和睦家庭的幻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员工们更为忘我地投入到生产线中，当议题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底层员工们只会撞上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

相反，对于美国工人来说，个体权益的争取，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部纪录片中，工会始终保有极高的存在感。假设工会能够介入福耀，那么工会将会成为工人与管理者的中间人，管理者将无法直接地控制手下的工人。

工会的存在，可以帮助工人们协商工作时间与工作安全的问题。美国模式可以帮助工人们在工作时仍旧保有尊严——而曹德旺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这一点，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将会大幅度地影响工厂的效率。

不过，《美国工厂》并没有止步于此，它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难道工会真的能够“保障”工人的权益吗？

似乎并非如此，撇开工会内部的腐败问题不论，起码支持工会，会让好不容易获得工作的福耀员工再度失业。

在《美国工厂》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与集体、尊严与生存、工会团体与社会主义集体之间的冲突。

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柄双刃剑，因为每一面刀刃都进一步进化成不同的截面。所谓的“中美文化冲突”，已经完全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了。

在个体思维的碰撞背后，隐藏着中美两国发展阶段的差异。

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显然要落后于美国，这种不可逆的时间差，让他们享受不到美国工人拥有的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剥削得最惨的永远是底层劳工。

中国现在经历的，其实是美国早已经历过的阶段，而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劳工，又开始走上中国过去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工人之所以能够享有更多的尊严，其实是以中国乃至东南亚劳工为代价的。

《美国工厂》给人的直观感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受到了更为深重的资本主义压榨；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反而信仰着一套更具社会主义意味的理念。

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情况下，所谓的“主义”可能已经成了悬置的话语，它们的能指与所指已经发生了割裂。正如齐泽克所讥刺的那样，“比尔·盖茨说他支持社会主义，马克·扎克伯格也说他支持社会主义。”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美两国，无论采用何种合作方式，都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美国将贸易逆差看作是发起贸易战的重要理由之一，但美国如今美国对全球102个经济体都存在逆差。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国外投资办厂，而这些工厂又会将产品卖到美国。虽然美国仍有收益，但在数据上会体现为贸易逆差。

耶鲁大学的斯蒂芬·罗奇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日贸易逆差曾占美国与各国逆差总额的42%，于是美国将制造业、就业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归咎于日本。如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也依据着类似的逻辑，这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的思路。

而《美国工厂》是一部由“高地”制片公司发行的电影，这家公司是由奥巴马夫妇筹办的，影片导演也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党人士。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中国富商真的来到美国办厂、协助解决就业的时候，我们仍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阻碍。

理念、立场乃至贸易战的宣言，有时并不能彻底地厘清所有的状况。在客观存在的阶段差异面前，我们仍然无法知晓所有问题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知晓的：在两种既定的模式中，也可能不存在完美之策。甚至连历史也可能是在两极之间不断摆荡的过程。

其实，在这次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另一部作品《民主的边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难题。对于不理解巴西史的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部令人震惊的作品。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回顾了巴西的民主史——这段历史与她本人同龄。曾因独裁而瘫痪的巴西，在1985年终于建构了民主基础。2002年，曾为钢铁工人的卢拉·达·席尔瓦成为了巴西史上第一位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左翼劳工党总统。

2010年，接任卢拉的迪尔玛·罗塞夫成为了巴西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她曾是一位面对酷刑不屈服的女游击队员。但是，在经济危机之后，右翼势力趁机反噬，煽动民众敌视左翼政府。在2018年，巴西再次选出了二十年来第一位右翼总统。

从独裁到民主，再渐渐步入民主危机，难道民众的记忆实在太短暂了吗？或许也不尽然。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极为精巧的巴西国会大厦建筑，参议院与众议院宛如两只大碗，碗口朝上的众议院象征着向人民开放，碗口朝下的参议院象征着在内部冥想。

但正如导演所说的那样，它们的问题就在于，还是离人民太远了。媒体、政治宣传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产品，乃至每一位令我们信服的“他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决策与立场。

左翼巴西还是右翼巴西？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当历史在两极间摆荡的时候，我们无法预测那锈迹斑斑的钟摆，又会在何时何地撞上哪一块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