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博物馆｜红陶人头壶、夏玉牙璋等馆藏珍品（上）

秦岭，是划分中国南北的自然界碑，也是孕育华夏文明的祖脉。途经陕西商洛——全国唯一全域都在秦岭怀抱中的城市，不可错过的除了黑擀面皮，还有秦岭博物馆。

秦岭博物馆的设计取意“山水玉璋”，建筑犹如一枚巨大的礼仪玉器，与苍茫秦岭浑然一体，似乎昭示着这里的故事，始于文明初曙的“礼与玉”。

秦岭博物馆俯瞰图｜图源：小红书@秦岭博物馆

馆内浓缩了秦岭亿万年自然史诗与千载人文光华，馆藏有史前人头壶、夏代玉牙璋&玉戚、西周虎簋盖、汉上林铜鉴、宋耀州窑渣斗，以及文末诸多“小可爱”，都是秦岭漫长岁月中的动人章节。

秦岭的重要地位｜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红陶人头壶：远古时代的“面孔”

这件展品为复制品，其真品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经典代表，虽为复刻，却无损我们透过它感受远古先民的创造力与精神世界。

人头壶高颈、鼓腹、平底，轮廓宛如一孕妇身形。壶口被巧妙地塑造成一个生动的人头形象，将日常实用的器物与人类面容相融合，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人类面孔雕塑”。

红陶人头壶正面｜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仔细看人头部分，捏塑非常精细：眉目清秀，鼻梁挺直，嘴唇上翘微张。头顶以锥刺纹刻画出清晰的发髻。壶身后部（对应背部）有一根粗短的管状壶嘴，设计巧妙——注水时，水流可经由内部管道，从人像的眼或口部缓缓流出。

红陶人头壶侧面｜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作为一件实用容器，红陶人头壶很可能用于汲水、储水或盛放液体。其人器结合的造型，猜测可能有更深层的文化意涵：

• 母神/生殖崇拜：壶本身是一种“容器”，有“容纳”与“获取”意，象征着母腹或生命之源。将容器塑为人形，可能是母神或生殖崇拜，祈愿繁衍和丰产。
  

• 祖先/偶像崇拜：面部形象可能代表某位被神化的氏族祖先或通灵巫师，壶体是其化身，或是承载其灵魂的载体，用以沟通人神，寄托信仰。

这类以人类形象与实用器物相结合的“人形器物”，在仰韶文化中并非孤例，还有被称为“齐刘海少女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甘肃省博物馆藏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正值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以发达的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和稳定的环壕聚落为标志，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有趣的是，约同一时期，遥远的东欧也出现了一个与之齐名的史前文化——库库泰尼文化（Cucuteni，约公元前4800-前2800年，集中在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地）。它与仰韶文化一样，拥有发达的农业、大型聚落和绚烂的彩陶。

但其人形陶器却展现出不同的艺术追求：面部细节常被简化或缺失，更突出夸张的身体特征（如臀部等），躯体常饰有繁缛的刻划纹，应是作为被直接供奉和崇拜的神祇偶像而存在的。

库库泰尼文化雕像 约公元前4300年 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藏

库库泰尼文化与仰韶文化，恰如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早期农耕文明的两面镜子：一方趋向于纯粹而具象的神性偶像崇拜；另一方则孕育了“器以载道”、将信仰融入生活的哲学雏形。

两者最终的轨迹也不同，库库特尼文化逐渐衰落，仰韶文化则孕育出了更为复杂的早期国家文明。

-夏代玉牙璋：礼仪重器与王权信物

秦岭博物馆这件玉牙璋出土于东龙山遗址，是探源夏代历史的珍贵实物。除此外，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高等级遗存中，均有玉牙璋出土。

夏代玉牙璋｜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该玉牙璋由墨玉制成，形制考究，结构清晰：

• 射部：顶端双尖刃口处，呈凹弧月牙状，两端一高一低，基本不开刃。

• 器身：简洁修长，线条流畅，中部微收腰。

• 柄部：手持处，相对较窄，便于执握。

• 扉牙：器身与柄部衔接处两侧突出的装饰结构，是牙璋的关键标识，其间部分称为“阑”。

玉牙璋构成｜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玉牙璋的起源尚无定论，其核心功能经历了从多元到整合的演变。三星堆出土的玉边璋（商代晚期）上刻有清晰的祭山图案，与《周礼·考工记》“于大山则用大璋”的记载吻合，实证了其祭天礼神的早期职能。

夏代（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处于从“神权”迈向“王权”的关键节点，也是玉牙璋的鼎盛与制度化时期。以二里头（夏代晚期都城）文化为代表，玉牙璋被锻造为形制硕大、扉牙华丽的 “标准化”国家礼器，象征着王朝意志。结合《周礼》“牙璋以起军旅”的记载，其可能已演化出调兵遣将、施行王命的军政信物功能。

相较于二里头都邑的华美牙璋，东龙山等地区出土的玉牙璋，形制相对更简洁，应是受中央礼制影响下的“地方标准件”。

玉璋 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玉牙璋将“祭神”（沟通天地）与“治人”（彰显王权）这两大国家核心权力集于一身，这也解释了它为何常见于祭祀坑和高等级墓葬——旨在保障主人在彼世能“通神”和继续享有生前的权力与地位。

商周时期，随着青铜礼器体系的成熟和官僚军事制度（如虎符）的完善，玉牙璋的职能被逐渐分割和取代。从“巫政合一”的权力象征，演变为《周礼》中用于“礼南方”的“六器”之一，被纳入更为庞大、抽象的五行方位祭祀体系，完成了从“权力工具”到“礼仪符号”的历史转型。

-夏代墨玉玉戚：礼仪中的“武威”

同属东龙山遗址，与玉牙璋相伴出土的，还有一件与之辉映的“兄弟”文物——墨玉玉戚，其形似斧钺，中部凿有大圆孔，器身两侧装饰有对称的扉牙，边角一处有缺损。

夏代墨玉玉戚｜图源：秦岭博物馆

玉戚与玉钺常被一同提起，两者都是斧钺形礼器，但又不同。玉钺起源更早，由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演化而来，象征最原始的军事统帅权，“王”字的早期字形就像一柄钺。

“王”字早期字形

玉戚可视为玉钺的礼仪化变体。它在斧钺造型两侧增添对称的“扉牙”装饰，使其造型更复杂、视觉更威严。这一关键改动，使其从实战工具升华为用于重大仪典、祭祀乐舞的仪仗器，核心功能从“示力”转向“显礼”。

《礼记·明堂位》记载：“朱干（红漆盾）玉戚，冕而舞《大武》”，这里的玉戚，就是用于武舞的舞具。舞者手持盾与玉戚（后多用铜戚），再现征伐场景，以颂扬武王伐纣、开疆拓土的功绩。

玉牙璋（沟通神权、施行王命）与玉戚/玉钺（执掌军权、彰显武威）在高等墓葬中常组合出现，它们共同揭示了早期国家统治的核心逻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

-虎簋盖：青铜册命“史书”

虎簋（音guǐ），是西周一位名为“虎”的贵族所铸造的青铜礼器。遗憾的是簋身部分已遗失，仅存簋盖。

虎簋盖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虎簋盖内铸有161字铭文，是一篇完整的西周册命金文，详尽记载了周王对器主“虎”的册命与赏赐。其铭文所记年月日与周穆王纪年相符，成为考证西周王世与礼仪制度的珍贵“青铜史书”。

虎簋盖内铭文译文｜图源：五花 摄于秦岭博物馆

虎簋盖所属的“簋”，是青铜时代标志性的食器与礼器。它最初的功能是盛放黍、稷等主食，其典型造型为圆腹、侈口（口沿外撇）、圈足，常配双耳。

多种形式的簋｜图源：五花 摄

簋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簋，商晚期出现青铜簋。到西周时，簋被纳入严格的礼制体系，其制作与使用达到鼎盛，形制也日趋丰富，发展出方座簋、四足簋等高级形态，如国宝“利簋”即采用罕见的四方座，造型庄重。

利簋 西周武王时期 国家博物馆藏｜图源：小红书@杨晓芒

注：利簋铸造于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后不久，其底部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短短33字，记载了武王伐纣的确切日期，堪称镇国之宝。

西周时，簋常与鼎配套使用，形成列鼎制度，成为“明贵贱，辨等列”的核心礼制。

鼎数为奇，减一为偶，便是簋数｜图源：五花 摄于陕西考古博物馆

列鼎制度决定了权利餐桌的政治秩序，在祭祀、宴飨等重大场合，鼎簋数量直接对应身份等级：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以此类推，将“吃饭”这件日常之事，彻底政治化、仪式化，僭越了就是严重的政治犯罪。

直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列簋制度逐渐松弛、僭越。战国后，随着礼制变革，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限于篇幅，请关注下篇，谢谢。

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相关，欢迎值友理性交流，和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