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女子的最后抉择

我是玉墨，秦淮河上最会涂胭脂的女人。南京城破那天，枪炮声震碎了倚红楼的琵琶弦，我们这群被世人轻贱的“商女”，裹着藏起来的旗袍，跌跌撞撞躲进了一座天主教堂。

教堂里有群穿蓝布褂的女学生，眼里的惊恐像未谙世事的小鹿。她们看我们的眼神，一半是害怕，一半是鄙夷——就像看一群会动的祸水。可日军的铁蹄不会分良家女子和风尘女子，当那些野兽撞开教堂大门，点名要“13个女人”去庆功宴时，我看见女学生们抖得像风中的枯叶。

赵玉墨，从来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褪下钗环，换上学生的粗布衫，对姐妹们说：“咱们这身子，早被糟践够了，换她们清清白白地活。”豆蔻为了给浦生弹最后一曲《秦淮景》，跑回妓院拿琴弦，被活活打死；小蚊子吓得哭了三天，临了却把最体面的那件旗袍塞进了学生的包袱。我们13个人，用描眉画眼的手，系紧了学生的鞋带，把活下去的路，让给了那些还没来得及看够人间的孩子。

他们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可那天，我们用秦淮河的柔媚，撞向了侵略者的枪杆。或许没人会记得倚红楼的玉墨，记得红菱的泼辣、怡春的笑涡，但只要那些女学生能活下去，能告诉后来人，1937年的南京，曾有13个风尘女子，用生命换了一群孩子的明天，就够了。

这世道，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可在生死面前，我们和那些女学生一样，都是想护住点什么的中国人。秦淮河的水会记得，教堂的钟声会记得，我们这群“下九流”，也曾有过比钻石还亮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