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人世沧桑，悟得人生智慧《季羡林谈人生》

这本书是季羡林晚年的一本随笔，也可以说是季羡林晚年的代表作之一，结合季羡林90多年的生活体验，谈了其对人生意义、价值、缘分、命运、做人、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理解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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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副校长，著名的教育家，文学翻译家，东方学家。

季羡林98岁的人生，一直奉行一条准则：人生的起点肯定不一样，然而多知道一些，就能多自由一些。生活的意义，就是完成这一代人该负担的责任。要做事，就要追求彻底的认真和真实。

季羡林谈人生

他是著名的学术大家，研究的方向是印度学、梵语这样的冷门学科。他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学术成就众多。他留下的季羡林全集有三十多卷，几千万字。他本来过着冷清的书斋生活，在晚年的时候才突然受到热捧。21世纪，在整个社会都在渴望文化大师的时候，作为硕果仅存，学界地位极高的存在，被“国宝”“泰斗”之类的称呼缠身，让其本人都不胜其扰，他曾经公开严肃的要求社会为他摘掉这些帽子，还自己一个“自由”之身。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家贫（虽然也短暂的因为叔叔中彩票爆发过，但很快被父亲叔叔兄弟两霍霍了），一年只能吃上一两次白面，季羡林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为了他能够光大门楣，六岁的时候就被叔叔接到济南读书，季羡林的成绩一直很好，中学考进了全省闻明的山大附中，整个高中时代，季羡林拿了六个学期第一。

高中时期，家里给他的规划是报考邮政，当个小官员，拿个铁饭碗。结果因为没有通过面试，他只能去报考了大学，因为成绩优异，他一下被清华和北大同时录取。

他成长的路径和同时期的钱钟书截然不同，钱钟书出生学问世家，父亲钱基博也是著名学者。钱钟书入校时不仅才学过人而且对学术也有通盘的了解，对自己的学者生涯有比较细致的规划。季羡林则是标准的寒门子弟，对于未来的道路，只是一片迷茫。他们两人走上学者的道路，是必然和偶然的区别。

大学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入校时眼前漆黑，自己没有明确的志向，稀里糊涂的想去读数学系。大学时期季羡林主修的是德文，他认为北大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两门课。一门是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和中文系教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他回忆，陈寅恪上课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写的满满的，然后根据所抄的内容进行讲解分析，对一些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学生觉得石破天惊，这种风范，对他产生了一辈子的影响。大学期间他的母亲突然去世。本人作为家里的唯一男丁早早结了婚。这段婚姻中间没有什么爱情，他的儿子季承回忆，父亲母亲基本是一直处于分居状态这个家庭没有感情。季承认为这种特殊和父亲从小寄人篱下的经历有关，父亲被环境塑造出一种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季羡林认为爱情是人生特定阶段的事，不值得花费太多的时间，但对于离开母亲，没有实现那个让母亲吃上白面的愿望，让他耿耿于怀，追悔了一辈子。

留学阶段，季羡林进了有几百年历史的哥廷根大学，大数学家高斯曾经在这里任教，他也知道想要两年之内拿到德国的博士几乎不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写中国题目的论文，但性格孤傲的季羡林立下大誓，绝不写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为了这个博士的含金量，他选择了最难的梵文和巴利文。梵文到底有多难，季羡林当年写到：“梵文真是鬼造的！文法的变化及其法扎，追要名的是每条规则都有例外，弄得人云里雾里。”为此他患上了失眠，骨瘦如柴。他在日记中说，除了工作，还能做什么，你失你的眠，我偏工作。他选修了其他辅修课，也是各种小语种，季羡林一共精通十几种语言，毕业后，因为二战，交通断绝，他只能留校任教，那时德国因为战争要大炮不要黄油，食品短缺，季羡林回忆说，小时候最多是吃糠咽菜，还能吃饱，可在德国虽然在大学任职，但是是真挨饿，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年才回国。对于德国生活，他追求彻底的认真和真实，他学习德国人的一丝不苟和专注，但也发现德国人政治判断力低，容易被煽动的特点，比如二战期间就基本没有人去质疑法西斯，而是陷入了集体的迷狂。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不过是昏昏沉沉的追求一点享受，没想过自己为什么而活。他是从被动到一塌糊涂，然后才在这本书中得出一个道理：人类的前途，自安于朝一个共同理想努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要完成。这像一条链子，每个环节本身微不足道，当这一点儿东西影响过了整个链条。如果人生有意义，那就是这种对人类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如果人生有价值，那就是去完成自己这一代的任务。—— 季羡林

回国任教，1945年8月，季羡林34岁时，从德国回到北京。他一心想施展自己的学术抱负，当时北大有个规矩，即回国的留学生无论学历如何最多只能定副教授，季羡林也一样，但他还是创下了最快升任正教授的记录，同时还兼任了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非常欣赏他，也非常关注佛教的思想史，季羡林主要就是研究这一块。

文革时期，文革时期胡适、陈寅恪被大批判，季羡林是少数能守住底线的学者，但这也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苦难的时期，他有一本《牛棚日记》非常有名，后来他说道，在自己57岁之后，每一天都是多活的，因为在那时候，他真的差一点自杀了，当时他平静的、清醒的，很细致周到的做完了自杀的计划，只不过在去圆明园吞药自杀的途中，被人觉得态度不好，拉去批斗了。他也曾自嘲，自己因为态度坏，才捡回了一条命。在平反之前，人人都避着他走，也被各种打压，但平反之后，担任副校长，他还是选择原谅所有人，他说：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行动也未必比别人好。

晚年，晚年的养生之道是落实“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的不嘀咕就是不过度的关注健康，纠结自己的生死问题，季羡林晚年被误会成国学大师，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即西方文化在现代出现了问题；世界的未来，应该被“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主导。晚年他总结人生不过是山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天人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如何平衡思想感情与矛盾的自我关系。

最后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思考

对于人和自然：要把自然看成伙伴，征服的姿态一定会有恶果。

对于人和人：尊重社会的准则秩序，对善良之人报以真情和忍耐。

对于自己：努力去除情感中得杂念。

不完满才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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