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云端：宫殿还是监狱？

一个城市的形象中，地平线里是喧嚣的世俗生活，垂直的维度则是更高的理想。高层建筑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如此。

塔是扮演特殊角色的建筑：象征性的、纪念性的，甚至是神话性的。它们是力量的象征，是虔诚的象征，或者就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来说，是野心的象征。

直到20世纪初，人类生活的尘世才开始侵占天空。

美国中西部的超级平坦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高楼现象。随着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在世纪之交的爆炸式增长，建筑技术与芝加哥实用主义相结合，创造了摩天大楼的现代类型学。

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厦，拍摄于1926年，1931年拆除。

芝加哥42米高的家庭保险公司大厦于1885年开放，是第一座在框架中使用钢结构的高楼。其他人紧随其后，芝加哥学派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将现代性与装饰性相结合。

比如Monadnock大楼，Reliance大楼和Marquette大楼，这些都有助于发展摩天大楼类型学。

左边的Monadnock大楼，于1895年从邻近的摩天大楼拍摄。

由于有技术的支持，这些新的美国商业建筑也是经济发展的体现。

高层建筑意味着开发商可以垂直增加地块的面积，一层一层地叠加，使价值不断增加。

这意味着，芝加哥和纽约证交所熟悉的那种投机行为，完全可以应用于房地产市场的建设。

信实大厦，芝加哥。

在欧洲，建筑师们对高层建筑的可能性有着不同的看法。

早期的现代主义者在高层建筑上看到的不是商业价值，而是如何创造一种不同的社会价值。他们希望可以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更公平的社会福利。

芝加哥Marquette大楼（建于1895年）。

作为战后重建的一部分，高层建筑成为公共住房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象征性的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现代的东西，它们穿过光和空气，代表着对过去肮脏的工业城市的逃离，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599米，世界第四高建筑。

现在，从伦敦的天际线望去，能看到这两种大楼：为人们建造的高层住宅，以及闪闪发光、高耸入云的金融中心大楼。

我们看到了新的开发项目，或者更多时候是投资机会。正如老伦敦的天际线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抱负和理念一样，我们看到的远处的剪影也反映了我们自己。

其中，格伦费尔大厦被烧焦的外壳是一个图腾，象征着近年来一直是超级城市特色的“城市权利之争”。

随着社会住房日益私有化，资金日益紧张，我们看到其他类型的高层建筑为商业和富人带来了繁荣，这导致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有人呼吁拆除战后所有高层住宅库存，也同时呼吁加快高端奢华生活的步伐。

邻近的塔楼可以看到格伦费尔大厦的遗迹。

超高层似乎仍然包含那些古老的巴别塔式的梦想和恐惧。

距离带来了分离，对于一些人来说，高度意味着权力和成功，或者一种宁静的美，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与街道的疏离和高高在上的傲慢。

一方面充满了希望之光，另一方面充满了狂妄和道德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正常社会或经济秩序的过分干预。

奇怪的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现象的超高层，却如此迅速地变成了一个典型，就好像我们已经耗尽了对垂直生命可能性的想象。

在今年芝加哥建筑双年展一个名为“垂直城市”的系列展览中，艺术总监Sharon Johnston和Mark Lee，通过巨大的5米高的模型，将这座高层建筑重新诠释为一种建筑类型。

“（不是）另一座高楼”，来自Tatiana Bilbao

有许多方法可以重新想象超高层的形态，超越它目前的状态。

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城市得以重建。新建的51座教堂也作为新城市的一部分，其中包括Christopher Wren的助手Nicholas Hawksmoor设计的一系列教堂，每座教堂都有奇特而引人注目的塔楼。

其中，Christchurch Spitalfields的方尖碑位于凯旋门顶部；St Anne's Limehouse的顶部似乎有一系列塔楼，由大量交叉的柱子支撑；St Georges Bloomsbury的教堂上方有一座金字塔。

St Georges Bloomsbury教堂

这些尖塔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定显得高得让人难以置信，现代化得令人震惊。

它们对这座城市做出了丰富而有趣的贡献，探索了我们共同的愿景和恐惧，充满了多样性和想象力。我们难道不能想象今天的高楼大厦也能扮演同样的角色吗?

Sam Jacob Studio的“混乱芝加哥”

对于建筑的理解，东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

日本建筑设计师们更多的是将建筑物视为“生物”。

1952年，日本面临着新的自治。美国在二战后的占领结束了，随着十年的发展，原子弹的毁灭性影响，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开始消退，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

日本建筑师看到了重建的新可能性。当他们了解到开始进入学校的西方现代主义原则时，这些建筑师也考虑了如何保护他们自己的战前文化。从这个脱胎出了一种新的运动，即“新陈代谢运动”。

在他们的概念宣言《1960年新陈代谢：新城市主义的提议》中，新陈代谢学说创始人用生物学的比喻来呼吁建造能够再生的建筑。这个团队包括建筑师Kiyonori Kikutake, Kisho Kurokawa, Masato Otaka，和Fumihiko Maki，以及评论家Noboru Kawazoe。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是从原子到星云的持续发展，”他们写道。“我们之所以使用“新陈代谢”这个生物学术语，是因为我们相信设计和技术应该是人类活力的象征。”

他们认为不同的建筑元素是细胞，并视为自己项目的DNA。

Fumihiko Maki在东京的螺旋屋。

新陈代谢理论认为，建筑应该能够适应自然和人为的灾难，无论是海啸还是原子弹。建筑学者Meike Schalk甚至称该组织为可持续建筑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认可新陈代谢运动的建筑师在1960年东京世界设计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他们的新想法。

受到Le Corbusier影响的Kenzo Tange在团队中指导了许多人，他还提出了一种扩大东京住宅的新设计：一系列相互连接的高速公路环线，将横跨东京湾，增加机动性。

日本著名建筑师Kenzo Tange。

尽管Kenzo Tange的设计从未实现，但学者Hyunjung Cho写道，它是激进的，因为它的城市概念“不是硬件，而是作为软件，为新生的信息社会做准备”。

这位大师的设计更多地关注可变性，而不是最终的结构。

对于认可新陈代谢这一理论的建筑师来说，项目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到1970年，他们发展了个人住宅、公寓楼、世博会展馆和整个大都市的设计理念。

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被认为是这个理论的巅峰之作：在那里，Kikutake和Kurokawa创造了能唤起细胞和遗传物质的展馆。

1970年于大阪世博会东芝IHI馆。

Kurokawa将生物学的隐喻加以扩展，并从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关于DNA的发现中汲取灵感，于1961年创造了一个从未实现的、螺旋状的城市模型。

Kikutake自己的家Sky House在长而细的柱子上升起，棱角分明看起来就像一个在高跷上行走的箱子。它设有一个永久的开放式起居空间，周围环绕着临时空间，如厨房和儿童房。这座建筑现在仍然存在，已成为一个更现代化的社区的一部分。

Kiyonori Kikutake自己的家，Sky House。

纽约建筑事务所SO-IL的合伙人Florian Idenburg写道：“这栋房子是新时代的曙光，它表明日本可以再次崛起，走向融合民族精神的新现代性，这对曾被污染的日本的灵魂至关重要。”

Kurokawa将居住空间作为胶囊的概念扩展到多单元住宅，他的中金胶囊塔已经成为东京的一个旅游景点。

一个14层楼高的中心核心插入了140个单独的胶囊，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大的圆形窗户。看起来就像从一座灰色的塔中伸出来的一系列砖块，每一块都是独眼巨人在俯瞰着这座城市。

中金胶囊塔。

Kurokawa曾写道:“我发现试图通过纪念碑来复兴一座已经被摧毁的城市是毫无意义的，我觉得让被摧毁的东西存在下去，创建一个新的日本很重要。”虽然他的设计新颖，但也借鉴了日本传统文化：每个胶囊单元的尺寸都与日本传统茶道室相同。

新陈代谢运动不一定成功，摩天大楼也不一定是未来的去处。

那我们未来，我们未来的去处，该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