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坛盛事！《海上花》花开上海

作者 | 魏子薇，剑桥大学

最近上海电影节最热的场次，莫过于《海上花》。秒售空之后，据传电影票一度被倒卖到两千元一张，主办加场后又售空。朋友咂舌：“请问我买了两千块一张电影票是能进侯孝贤的组吗？”我也只能对上海人民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水平望洋兴叹。

但其实，我又相当能理解《海上花》重映的一票难求。因为从审美角度来说，这部侯孝贤改编张爱玲的经典实在是太适合在大银幕上观看了。侯孝贤善用的长镜头，把清末上海十里欢场都不动声色地铺平在一间间由灯烛萤亮的小小楼阁里。

几乎任何人想到《海上花》的时候，第一反应都会是开场那个长达九分钟的长镜头。镜头盘旋在色调浓丽幽深的宴席上，客人、倌人（高级妓女）和仆人里外坐了两三圈。梁朝伟和刘嘉玲饰演的角色一言不发地坐在桌边，偶尔也被框进镜头，偶尔出去。一个客人前脚刚走，另一个客人后脚就趁机说他的八卦，其他人捧哏似地应和。

过了会儿，梁朝伟饰演的王莲生也走了。这客人又顺势讲起王莲生及他新欢旧爱的八卦。上海话生动得不得了，一秒钟恨不得能蹦出七个字，加上表情手势，恨不得把画面录下来放给你看。接着就是划拳、喝酒，镜头淡出。

整个故事的调性，按片中一个老鸨的话说，全都是些“枝枝节节”。谁又要赎身了、要花多少钱赎身，哪两个倌人又互相看不顺眼了，哪个客人要去做别的倌人，哪个倌人又偷偷抽了大烟姘了戏子……看起来都是琐碎的事，却好像是天大的事。值得老鸨、倌人、客人、中间人絮絮地相互传话演练话术，霎那间多云转晴又晴转暴雨。

三年前看了《刺客聂隐娘》，我就感慨：“侯孝贤的创作手法，总好像是搭建一个空间，放演员进去生活。而观众是观察者，而不是被灌输选取、剪辑好的片段。在这个过程中，演员和观众都是主动的、被倚仗的。但导演的胆敢放权，和无为之下的控制力，是令人敬叹的。”

《海上花》无疑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侯孝贤搭建了一张张酒桌、一间间倌人的闺阁。它们这样缺乏宏大意义，但这样幽秘而生动，因为有真实的人在那里生活——即使他们说吴侬软语、穿晚清的长袍马褂、表现的是和现代生活脱节的主题。虽然是妓家故事，但确实拍出了张爱玲所说的“并无艳异之感”，而是“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

摄像机看似随意地盘旋，长镜头与深焦向观众发出如巴赞所说的“自由体验的强制邀请”（coercive invitation to experience freedom）：不再是剪辑和镜头指导、支配你应该看什么。而是观众本人决定应该如何理解此情此景，在所展现的现实被赋予道德意义之前。

这份暧昧的幽秘与生动，确与张爱玲不谋而合。《海上花》改编自《海上花列传》，原是清末上海人韩邦庆的吴语小说，后被张爱玲译注为晚清官话版本。她视《海上花》为《红楼梦》后的又一大文学高峰，觉得自己的写作也承袭了《红楼梦》及《海上花》的传统。

确实，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多的是枝枝节节，多的是虚实相生、道德暧昧的地带。譬如我一直觉得，《小团圆》是一部可以翻开任意一页就开始阅读的作品。这是一个生活的空间，超过一个严格规划的线形故事链条。它的趣味更在于观察而非阐释，在于生活的意义被清晰化之前。

张爱玲自然有比《海上花》和《小团圆》故事性更强的作品，毕竟前者是译注，后者是半回忆录。比《海上花》更脍炙人口的张爱玲影视改编作品莫过于《色·戒》，而这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原作只有短短18页，而电影长达两个半小时。

虽然较于《海上花》，《色·戒》显然更活色生香、充斥着国仇家恨艳情暴力。李安的手法相较侯孝贤，也有更明显的控制感。但回看《色·戒》的电影及原文，这个故事也如《海上花》一样，开启于似乎平平无奇的室内社交场合：“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

值得一提的是，短短十八页文本能被填补伸展成两个半小时，这不仅倚仗着李安的想象力，更倚仗着张爱玲的。她的故事是John Frow所说的画像，不仅在画框里，更可以无限延展到挂画的墙上。因为她的故事里，意义总是等待着被实现，引诱着人们去探寻。

然而最后，又总是没有标准的答案，才发现缺失本身才是故事的内核——像甜甜圈的中心。你可以无限地去做大这个甜甜圈，撒上艳情和暴力的糖粉，让王佳芝成为故事更丰富的女同学。但那甜甜圈的中心，仍然要是一场捕风捉影。

《色·戒》原文的最后，视角猛然从王佳芝转成易先生，也是在麻将桌边。这个男人第一次得到机会在故事里说话。他说：“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这样复杂的感情，在李安的镜头里，就是独自躲在房间里的易先生胜过千言万语的眼神。被妻子问到“发生什么事了？”他只道：“你先下去玩牌。”因为实际上这问题难以回答。人被老虎吃了，只剩下爱恨难辨的伥，只剩下倏忽被黑暗隐没的床单上的褶皱。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侯孝贤与李安殊途同归。《海上花》的结尾，也是沈小红与她的新客人（其实，也就是那位之前引发王莲生醉酒大闹的“戏姘子”，这是侯孝贤最为惊艳的一笔）相对寂然而坐，烛火渐渐暧昧黯淡下去。无论是上海滩十里洋场销金窟温柔乡，还是国仇家恨口腹蜜饯刀光剑影，到头来都是私人空间里的一点幽暗灯火，一些灰烬，一声没发出的叹息。

张爱玲自己也做过电影编剧。她为自己编剧的《太太万岁》写道：“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

不幸，《太太万岁》里的太太没有一个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无论怎样想方设法给添出戏来，恐怕也仍旧难于弥补这缺陷，在观众的眼光中。但我总觉得，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的无魇的欲望，这一点苦心，应当可以被谅解的罢？”

这就是张爱玲了。有奇情，但更是寻常巷陌。是奇遇，但更是人间烟火。谈爱恨生死，但更是爱恨生死的两茫茫、不可知。

最近遭受热议的张爱玲影视改编，是许鞍华正在制作的《第一炉香》。马思纯的葛薇龙、彭于晏的乔琪乔，让许多人愤慨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实比这炉香本身更重要的，或许是这香燃尽后留下的灰。

与其纠结彭于晏长得够不够像“石膏像一般”苍白没血色的乔琪乔，不如担心许鞍华的香港还是不是张爱玲那个矛盾的浮动的岛屿。侯孝贤、李安之后，许鞍华会展现出我们期待的张爱玲吗？在这炉香燃尽之前，不如再看一看这枝枝节节、寻常巷陌的《海上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