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时，溥仪撒了一个谎让法官信以为真，7年后溥仪给出解答

1946年8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但是在审判现场，溥仪却说了一个谎言，对审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中国人民和革命前辈们浴血奋战了很多年，才将他们赶出了中华大地。

可是，狡猾的日本人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一直掩盖历史的真相。他们并不承认，日本曾经犯下的罪行。

中国一方为了能让日本人受到惩罚，便与其在国际法庭上对峙了起来。溥仪也在这个时期，受邀来到了审判现场。

那么，溥仪说了些什么呢？在东京审判事件的前后，又发生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邀请溥仪

1946年8月16日，在法庭上溥仪虽然站在了中国的一方，但邀请他前来的人，却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的约瑟夫.季南。

季南是首席检察官，有一个红扑扑的脸，体态较胖。甚至在法庭现场的人，也经常能闻到他的身上的酒气。他邀请溥仪前来，可没有什么好的心思。

说起检察官季南，不得不提另一个叫麦克阿瑟的人。麦克是美国的五星上将，曾经在朝鲜战场输给了中国。

而季南和麦克的私下关系，也是很不错的。可以想象，季南对中国，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态度。



在法庭审判的期间，很多工作人员，也并不喜欢这个季南。我国的梅汝傲和荷兰的勒林，更是看不惯他，觉得季南的行为太过嚣张。

因为美国的实力强大，季南也有一些“高人一等”的态度。但是他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擅长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也是因为这个“优点”，他才将溥仪提请到了东京。1945年12月6日，季南和美国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日本，准备参加法庭的审判工作。

可是到了日本后，他却十分的犯难，由于准备时间不足，他手头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早在1945年9月间，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他们便将大量的资料销毁了。



主要的政府文件，军方档案以及各种条令，在很短的时间便被销毁大部分。根据事后的不完全统计，日本一方，销毁了将近七成的主要资料。

而季南面对的，就是在剩下的资料中，找到可以有效利用的“罪证”。

在初期的工作中，他们基本上没有收获。就算是这些人找到了一些东西，也会因为日文翻译的事情而头疼。

向来喜欢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季南，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觉得：

“看这么多复杂的资料，还不如找一个活人来证明。让人证来参加审判，可要比资料高效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季南便找到了很多证人。不过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但是这些日本证人中，有一个叫做田中隆吉的人，可把季南和日本人都气得不轻。

在初期的审判过程中，面对法庭上的提问，很多日本人都在陈述一些客观的事实。这些不痛不痒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价值，也无法给日本添加什么罪行。

但是田中隆吉，却把知道的全部都说了出来。关于他所熟知的日本罪行，一件也没落下说得一清二楚。

因此，他也被日本人当成了叛徒，受到了很多的指责。



经过日本一方的“据理力争”，审判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因为季南等人所请的，都是日方的证人，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法官们都认为，这些日本证人，都有偏袒自己国家的嫌疑。

如果能找到一个中国证人，为日本说几句“好话”。这无疑会让法官们，更相信日本是“清白”的，也会减轻他们的罪行。

可是中国人里面，尤其是可以充当证人的，定然不会去给日本做作证。找一个老革命家去给日本人作证，恐怕日本一方会“死得更快”。

季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中国的那位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觉得溥仪这个人，曾经和日本人有过“亲密合作”。



同时，他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最想抓捕的“敌人”。于是，季南便向上级请命，希望能在苏联将溥仪“借用”过来。

他希望溥仪能够帮助日方，进行有效的开拓。因为苏联把溥仪抓到了以后，便将他带走软禁在了苏联，所以季南才会去找苏联要人。

1946年8月初期，苏联人找到了溥仪对他说：“你要去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可以出去了。”

溥仪知道以后，确实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苏联红军软禁起来挺好的。有吃有喝，还不担心丢了小命。

毕竟在抗日战争时期，溥仪确实想借助日本人的帮忙，来夺回自己的政权。因此，他也成了中国一方，想要抓捕的逃犯。



溥仪是真的不想走，他这一生几乎都在做一个傀儡，事到如今，他又想对苏联进行一些讨好。溥仪说：“我随身带了一些珠宝，就献给苏联作为经济援助吧。”

献出了珠宝后，溥仪试图打听一下实际情况，他也表示，可不可以依然留在苏联。

苏联人没有透露太多，只是告诉他去作证，不会有什么危险，具体的情况，苏联也并不清楚。

听到苏联人的答复后，溥仪安稳了不少，但是他在心中还是有些担忧。等上了飞机后，又把溥仪吓得不轻。



审判现场

上飞机后，溥仪想着想着，又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他怕苏联人是在说谎，服役担心自己在名义上是去东京审判，背地里会被送回中国。

溥仪在飞机上，一直不停地在窗户外眺望。他生怕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当成罪犯抓了起来。

当他看到一条一条的山脉后，觉得下面非常像中国的大兴安岭。虽然溥仪不懂俄语，但还是从同行士兵的口中，听出了“哈尔滨”这几个字。

一听哈尔滨，溥仪又吓了一跳，他想道：“这是让我去哈尔滨？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事到如此，溥仪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未来了。他提心吊胆了一路，等到了东京以后，溥仪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苏联人真没有骗他，就是让他来做证人的。可是等溥仪进了法庭以后，他又开始有些慌神了。

在这段历史记载中，很多地方都在描绘溥仪的神态，说他在庭审时如何激动，又是怎样拍桌子的。

但是从英文的庭审记录上来看，溥仪一直比较安稳，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只是行为有一些紧张。



庭审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就像有一位检察官，在激动地指责板恒征四郎时，用手在不停地指责他。

在记载上，就把检察官的手指行为记录上来，后面还加上了一个动作过大。所以说，溥仪在庭审现场的表现，还是比较安稳的。

第一个询问溥仪的人，就是季南。他先走了一遍流程说道：

“请告知您的全名，以及出生地和个人经历等信息。”

在国际法庭上，说话时基本都是需要翻译的。可是溥仪懂一些英语，在早年间，他也曾学习过这门语言，并且掌握得很熟练。



所以，翻译还没有说完时，溥仪便进行了“抢答”。他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

他说：“我生在北京，姓名是溥仪，满族姓氏为爱新觉罗……”

此时庭审的红灯还在亮着，这表明季南的提问，还没有翻译完。季南很以后，问向旁边的人说：“难道证人，是不熟悉红灯的规则么？”

溥仪确实不熟悉规则，面对众人的疑惑时，他回答说：“我曾经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只不过十多年没有接触过了，英文可以听懂，但是没办法开口说。”

于是，溥仪在后面一直都在用中文回答问题。季南又问了他一个普通的问题，季南说：“您在1909年继位后，当时的双亲还在吗？你又住在什么地方？”



溥仪回答道：

“我们住在北京，父亲和母亲也在北京。当时发生了一场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溥仪在回答问题时，眼睛一直在看一本笔记本，辩护律师列文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向法庭抗议道：“我们想了解一下，证人的证词，怎么会按照笔记本去读呢？”

听到了列文的叙述，法庭庭长也觉得不太对劲。溥仪不可能连自己的家人姓名，都需要依靠笔记本来提醒。

庭长想了想，觉得这应该是他内心十分紧张的一个表现，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后，正面的询问就要来了。季南请溥仪前来，就是希望他能提供值得肯定的证词，从而顺利地给一些日本战犯定罪。

例如，土肥原贤二、南次郎、板恒征四郎、东条英机等人，都是和溥仪有过“亲密合作”的人。

季南希望，溥仪能够说出事实，表明他曾经邀请过日本合作，一同对中国进行“侵犯”。

有了中国一方溥仪的证言，相信日本一方，肯定会减轻不少的罪责。尤其是证人的证言，远远比那些所谓的书证，还要可靠的多。

身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证词，也在法官们的心中，具有非常高的分量。季南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溥仪说出与日本合作的事。



美国人喜欢直入主题，他们直接对溥仪提问说：“你去东北是为了干什么？”

溥仪也相当机灵，虽然他在最开始，不太清楚自己的定位。但是他很清楚，无论问什么，都要以自己获得安全为角度，再去回答问题。

溥仪也很清楚，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在他的内心中，也早就做好了一个打算，那就是像日本人一样，刻意的掩盖“事实”。

他接下来的回答，也让季南感觉非常的无奈。



虚假证词

溥仪当时回答说：

“因为中国的军队，没有抗击日本人的能力。我想要去满洲，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军队。让满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一起等待抗日的好机会。这是我的梦里，为此我不惜跳下虎口。”

因为跳下虎口是中国的成语，翻译人员在解释时，还生动地描绘了一下。

在接下来的回答中，溥仪一直在客观的陈述事实。他还表明，自己曾经花了很大的价钱，建立了一种皇家卫队。

建立这支卫队，就是为了以后，能够与日本人进行作战。至于一些所谓的“日满亲善”类似的事情，溥仪也全都推到了别人的身上。



他表示，这都是一些奸臣们害的，他是受到了日本人的逼迫。看见溥仪这么说，日本的一方战犯脸都绿了。

虽然溥仪说的是客观事实，可是他把自己摘除得太干净了，一切问题都推到了日本人和别人的身上。

季南也不会希望这种结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溥仪一直在接受辩护律师的轮番询问，可是无论对方怎么引导，溥仪都将矛头对准了日本人。

为此，日方也开始指责其溥仪来，他们说道：

“1924年，你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每个月的钱都被克扣了下来，难道你一点也不恨民国不守信用？”



这个问题的指向很明确，只要溥仪表达出为民国的不满，他们就能以此来表明，是溥仪新生怨恨，来找日本帮忙等等。

从而说明，日本并不是逼迫溥仪这么做的。但是溥仪的回答很让他们意外，他说：

“当初我离开紫禁城，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根本接触不到外面的人民，每天都被关在那里。虽然冯玉祥有些不礼貌，但离开的事情，我是非常愿意的。”

这件事情，在溥仪所写的书中也有提及。他在离开紫禁城的时候说：“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的我，终于拥有自由了。”



日方当然不会对溥仪的“避重就轻”而满意，他们继续地追问了下去。看见溥仪一直在推脱逃避，日方便将准备好的证物拿了出来。

在几天的追问里，溥仪一直在推脱逃避，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往日本身上推卸责任。

于是，日方决定用证物揭穿他的谎言，让溥仪失去证人的资格。

这样的话，条件还会回到对日本比较有利的时候。为此，日本拿出一封黄色的信纸，他们指出这是溥仪在天津时候，写给日本的求援信。

信中的内容，就是希望日本一方，可以帮助他夺回政权。可是当溥仪看到信后，却大喊地说道：“这封信是假的，根本不是我写的，完全是伪造。”



日本一方听完溥仪的诉说，好多人都傻了。日本的战犯板恒等人，更是气得脸都在发抖。因为他们清楚，这封信就是真的。

可溥仪却有理有据地说：

“我到了天津以后，就是平民的身份，怎么可能会拥有玉玺这么重要的东西。况且我那个时候，都是用国产白纸写字，也不会用什么黄纸。”

面对这封信，溥仪解释了很久，他说了很多道理，证明这封信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日方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幕，更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法官相信了溥仪的证词，当场判定这封信就是伪造的。



日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在进行各种的逼问。出于各种考虑，溥仪一直在维护中国，维护当时的民国，没有让日本从中间得到什么机会。

在后期的庭审过程中，几乎变成了日本人逼问溥仪的“攻防战”。

在其中的对话，溥仪将日方气地失去了理智，甚至都追问起三百年前，吴三桂引清兵入船的故事。

现场的很多法官都愣了，除了中国以外，很多人都不了解这段历史。法庭的庭长更是认为，这和当下的案件，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庭长还出言嘲笑日方说：“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好啊。”



随后，庭长还说道：“这几天，你们一直在重复说着类似的话，我听的都已经感觉累了。辩护律师为什么老让证人，说起民国的事？”

最终，季南吃了一个大亏，他本想让溥仪成为日方的有力证人，却反而成为了中方的有力证人。

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判决书，宣读了九天的时间。日本的多名战犯都受到了处罚，其中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了绞刑。



因为这件事，让中国政府对溥仪的印象也好上了很多。在回国以后，他也获得了很多的优待。

在晚年间，溥仪曾回忆说：

“每当我想起那次作证，都会感到十分的遗憾。因为我害怕被祖国惩罚，心中有很多顾虑，一直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日本人所犯下的罪恶，也只是陈述了一部分。

那封信确实是我写的，可惜，我没能抓住机会，给日本进行更多的指责……”

溥仪经过改造之后，他的后半生，过得还是比较安稳和自由的。

1967年10月17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因尿毒症病逝于北京，享年61岁。

而日本人对我国犯下的罪行，是不可否认、无法磨灭，也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战犯，也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