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往事[一] 一个道士
王圆箓,是个道士,因为敦煌而出名的道士,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好名。
网上有很多文章骂王道士,还得扯上余秋雨来助威,说你看余秋雨也骂王道士是个千古罪人,这个论调的根据是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我也看过这篇文章,只能说大多是断章取义,余秋雨虽然也看不上王道士,但骂的根本不是他,而是那个时代。
王道士是个苦出身,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为了生存,四处逃荒,为了糊口在甘肃当过兵。
甘肃当时道教盛行,王圆箓就是在这里接触了道教,后来受戒成了一名道士,道号法真,王圆箓这个名字估计也不是他的本名,“箓”这个字道教色彩也太浓厚了点,也许是因为他是道士,所以觉得这个字用他身上合适,就这么传下来了。
有了道士身份后,王道士开始四处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他已年近不惑。
汉唐时期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到了明朝丝路改道出嘉峪关,敦煌地区逐渐被弃置。
一直到了乾隆年间,随着清军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后,正式设立敦煌县,才再度热闹了起来,早在东晋太和年间,莫高窟就已经建有寺院,但大多都不存在了。
千年之后仅建成较晚的上中下三寺保存较为完好,上寺中寺在王道士到来的时候,均有喇嘛住持,唯独下寺荒废已久无人居住,于是王道士在这里住了下来。
长久以来,敦煌佛寺道观并存,相安无事,从留存石窟中的壁画、塑像可知,道教题材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在佛窟中,当地人们对于佛教道教有什么区别也不甚看重,所以王道士入住下寺也顺理成章。
王道士当家做了主人,对自己这个家倒也尽心尽力,该修缮的修缮,该清理的清理,为了筹集资金,四处劝募。
当地信仰送子娘娘,王道士也从善如流,辟出一个较大的石窟,改做娘娘庙,好歹能收些香火钱。
据“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所载,王道士目睹佛窟多为流沙湮没,于是发愿扫沙开洞。
由于人手有限,当然,跟资金拮据有关,清理的进度十分缓慢,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通道里的沙石清理干净,并着手在洞窟里立新的塑像。
也就是在这时候,王道士发现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藏经洞。
关于藏经洞如何发现的,有很多种说法,流传较广的有这么几个。
一是立塑像时工匠在入口右侧壁画上发现一处裂痕,裂痕里可见一堵砖墙,打开后发现了藏经洞;
二是王道士雇佣了当地书生杨清河抄经,杨清河在16窟甬道里抽烟休息,旱烟管磕烟灰时敲击在墙壁上,听到回声有异,于是告知王道士,两人凿开洞壁,发现藏经洞;
三是王道士引水冲沙时,意外把水冲进了16窟,使墙上出现了裂缝,从而发现藏经洞;
四是“催募经款草丹”中的描述,说有天突然地震,墙裂开一条缝,王道士和工人用锄头挖开裂缝,发现藏经洞。
确切原因如何众说纷纭,后人考据,可能第一种说法相对靠谱。
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第一时间选择了报官,带了两卷取自藏经洞的经文,徒步50里,找到了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择,然而这位白丁县令并不当回事,把王道士打发走了。
王道士不甘心,又给安肃道道台延栋送去一箱经卷,延栋居然以经卷上的字还没自己写的好看为由,也无视了王道士。
过了两年,汪宗翰到敦煌就任县令一职,王道士把藏经洞发现的经卷给他送了一些过来,汪宗翰进士出身,对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看到王道士送来的东西,知道非同小可,马上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
叶炽昌是金石大家,看到文献以后颇为震惊,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藩台衙门的回复简单明了,“没钱”。
于是叶炽昌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
王道士用各种办法向官府报告,以求引起重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应。
一晃七年过去,敦煌来了个不速之客,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斯坦因在挖掘楼兰遗址后,从土耳其商人扎希德伯克那听说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文献的消息,于是经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来到敦煌,拜会了敦煌县令王家彦,得以用官府客人的身份活动,由于当时王道士出外化缘,斯坦因足足等了他两个月。
见到王道士以后,在他聘请的中国师爷“蒋孝琬”的帮助下,他敏锐的发觉了王道士缺钱的窘境,同时以玄奘取经的故事相类比,说自己是来取经回印度的,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随后以“布施功德”的名义,向王道士换取藏经洞的文物。
王道士在过程中是犹豫不决的,但作为当家人,他得养活自己和徒弟,还要清理洞窟、修缮佛像,修建太清宫,官府又一直对此不甚重视。
犹豫再三,王道士最终接受了斯坦因的提议,让他用布施换取藏经洞的文物。这一次,王道士得到了四个马蹄银,斯坦因运走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
之后,斯坦因又派蒋孝琬从王道士这里取走了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
很多事儿,一旦开了头,接下来就相对容易了。
当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顺利的进入藏经洞,花了3天时间精心挑选,最终花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近7000件写本和200多幅画卷、幡幢、木制品等文物。
伯希和与斯坦因不同,他是汉学家,斯坦因不懂中国文化,只能盲目挑选,伯希和选中的几乎都是精华。
罗振玉等学者从伯希和处了解到了藏经洞文物的价值,于是提请学部收集,学部拨款6000两,令陕甘总督购买藏经洞所有剩余经卷运送北京。
结果这笔钱被敦煌县令截留拿去修城墙和孔庙,王道士听说朝廷拨款收购藏经洞文物,但他一毛钱都没见到,于是找人写了“催募经款草丹”跟朝廷要钱。
按惯例,这封呈文要经县府转呈,县令看到后,只好付了他300两做香火钱,算是给打发了。
王道士没文化,但不傻,他现在已经知道手上这些藏经洞文物有价值,也知道官府在玩些什么花样,于是他没有将剩余文物全部交出,而是私藏了一部分。
后来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都零散从王道士这里获得了部分藏经洞文物。
至于运往北京的那部分,启运时数量超过万件,但沿途官员得知这批文物的价值后,雁过拔毛,到达京师,京官也盘剥一番,为了交差,甚至还将经卷撕开凑数,损毁流散者难以计数。
自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前后十年间,多次多方与官府联系,最后终于得到回应,却又是如此令人心寒的局面。
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遇上一个腐败不堪的政府,让王道士这样卑微到尘埃里的一介百姓又能如何?
至少他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修成了三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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