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往事[五] 虽迟但到
在日本历史上,僧人团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0世纪初,日本在世界舞台极度活跃的时期,自然少不了僧人团体的身影。
提起劫掠敦煌的日本探险队时,隶属于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这个名字是最常被提及的。
当时活跃于西域的各种外国探险队中,大谷探险队的组织者大谷光瑞,家世最为显赫,父亲是西本愿寺派21代法主大谷光尊,大谷光瑞为22代法主,正四位伯爵,自幼接受精英教育。
明治时期,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口号影响下,大谷光瑞也被父亲送到欧洲进行为期三年的游学。
当时正值欧洲各国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西北考古探险的活跃期,欧洲游学期间,大谷光瑞在各国博物馆看到了来自中国西北戈壁的精美文物,在拜访各国探险家的过程中听到激动人心的古城和文物发掘故事,对掩埋在西北戈壁之下的古代灿烂文明极为向往。
大谷光瑞以探寻“佛教东渐史迹”为名组织了一只探险队,由于大谷探险队之前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并无了解,如何迅速的将想法付诸实践是极大挑战,这个过程中大谷光瑞的资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身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他与同为协会成员的探险家们进行联系更为便捷。
他多次带队拜访了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勒柯克、奥登堡等在中国西北有着丰富考察经验的探险家,获得了详细的考察情报,让这只半路出家的探险队在数次考察中也收集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大谷探险队是当时唯一一支以宗教名义组建的探险队,同千百年来无数的日本僧人前往中国寻根一样,对于大谷光瑞来说,这也是必经的道路,虽然实质上后来探险队在中国的活动内容与其他探险队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相比西方探险家基于自身学术基础制定的考察目标,大谷探险队成员以为西本愿寺的僧人为主,不是学者出身,缺乏专业的科学素养,以至于在考察中基本上是野蛮盗掘文物,对遗址产生的破坏相当严重,再加上缺乏严谨的考察记录,他们所获资料的学术价值也大打折扣。
1902年大谷光瑞率领探险队从伦敦出发进行第一次考察,他们经圣彼得堡,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喀什,在这里他将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他南下至印度考察佛教遗迹,另一部分留在新疆考察。
印度分队行至中途,大谷广瑞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返回日本继承22代法主之位。
新疆分队则在四个月时间里在新疆库车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佛教遗址中大肆劫掠,和勒柯克一样,野蛮切割了一大批珍贵的石窟壁画。
由于第一次收获颇丰,数年后,大谷又派遣了第二支考察队,从京都出发,由北京向西沿古丝绸之路抵达吐鲁番,橘瑞超根据斯文赫定提供的准确地理位置,径直前往楼兰遗址,在这里发现了轰动世界的“李柏文书”。
这份文书属于双重磅,一是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这是唯一能与史书印证的魏晋时期前凉政权重要历史人物相关出土文献;二是文书本身也是能体现东晋书法风貌的艺术精品。这份文书总共有三件,第一件为残纸,疑似初稿;另一件九行文字,用墨丰润,为二稿;第三件为十二行,全用笔尖写就,墨色枯,为三稿。现存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
第三次探险队出发前,大谷光瑞带着橘瑞超拜访了诸多欧洲探险家,获取了他们在新疆探险的最新情报。这一次,年仅二十岁的橘瑞超带队,从伦敦出发,经俄国进入新疆,不久,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局势混乱,一直无法联系上橘瑞超的大谷光瑞又派了吉川小一郎前往敦煌,打听橘瑞超的下落。
当时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早已名扬天下,历经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搜刮,之后又在清朝学部指示下,大多运往北京,王道士手中私藏了一些,所剩不多。
在敦煌等待橘瑞超消息的吉川小一郎自然不会错过,几次跟王道士打交道下来,也获得了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文书残卷,他自己也在当地人手中购买到了部分流散民间的敦煌文书。
除此之外,吉川小一郎还购买了两尊彩塑,这是探险家们在莫高窟盗取敦煌彩塑的最早记载。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等了小半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身维吾尔打扮的橘瑞超,吉川带着橘瑞超再次游览了莫高窟,并从王道士手中又收购了一些敦煌文书,随后两人离开了敦煌。
由于大谷探险队由大谷光瑞私人组建,经费也是由他和西本愿寺负责,所以几次考察所获的搜集品都归他所有,大谷光瑞在日本神户的郊外建了收藏这些文物的别墅,名为“二乐庄”。
三次探险结束之后,由于卷入教团资金丑闻,大谷光瑞引咎辞职,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探险队。
并且由于第三次探险和修建别墅造成西本愿寺亏损严重,大谷光瑞不得不变卖房产及所获搜集品以填补亏空。
在大谷光瑞移居旅顺时,他也将搜集品带到了中国,之后这些藏品又经历了各种存储和转移,目前除分别收藏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各博物馆外,还有一部分流散到了民间。
由于大谷探险队获得搜集品的地点、过程模糊不清,文物的数量、内容也未有详细记录,以至于到底有多少文物流散在外亦无法考证,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疑问已经永远无法得到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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