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承受生命之重|《东京奏鸣曲》

你是否经历过崩溃的时刻？

佐佐木家的爸爸龙平被公司裁员，他失意地去救助站找工作，但经济不景气，马路上失业的人比比皆是。

他遇见了昔日高中同学黑须，黑须也失业了，但他精心设计了一套伪装的办法，瞒过了妻儿，他还向龙平传授了自己的方法。

但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这天当龙平路过黑须家时，得知同学夫妻二人在家自杀身亡。

面对一家的生计，龙平放下了自己对体面的固执，去做了商场清洁的工作，面对污秽的马桶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健二是佐佐木家的小儿子。他想学钢琴，但刚刚失业的父亲以“太突然了”拒绝了他的要求，健二只能拿吃饭的钱偷偷去报课。

被父母发现后，爸爸感觉自己在家中的权威受到了侵犯，抡起袖子就要教训儿子。

健二蹭公车回家被人扭送到了公安局，年幼的健二一言不发，被警察在看守所关了一夜。

贵是佐佐木家的大儿子。读大学的他在街头兜售小商品，但少有人问津。

经济困难的他决定参加美国军队，临行前他向母亲行了军礼，母亲满心担忧。

佐佐木家的妈妈惠在家当家庭主妇。柴米油盐的繁复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含泪答应了贵当兵的请求，看着龙平教训健二却无能为力。

她在家遇到了入室盗窃的小偷，路过商场撞见了干清洁工的丈夫，她的精神防线终于溃败。

日本的“家庭电影“素来知名。

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叙述了一对老夫妻去东京探望儿女，儿女各自忙碌于自己的生活，让老夫妻的处境有些尴尬，最终矛盾的消解还是来自于家庭内部成员的奉献。

但这部2008年上映的《东京奏鸣曲》却不同，它将这个普通东京家庭的境遇直接置身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大环境之下。

龙平是公司总务部课长，公司将总务部集体搬迁到大连，因为雇佣一个日本人的价格可以雇佣三个中国人，龙平因此被裁员。

街上没有工作的人成群结队地领着救济餐，龙平也不得已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不是总有的现象，2008年，我们依稀还记得那场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

龙平对家人竭力维持着自己没有失业的假象。他用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反对贵去参军，反对健二学钢琴，但都以失败告终。

家人们早已察觉了他的异样，被揭穿的那一刻，他固守的权威是那样可笑，却也是那样令人无奈。

经济危机让贵这个大学生深深感受到了生存之不易，也加深了他对日本社会的失望情绪。

他决定加入美国军队。彼时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贵作为日籍美军也被派到了战场。

为另一个国家，打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映衬出了美日同盟中日本尴尬的地位。

小儿子健二的遭遇让我想到了《四百击》里的安托万。

被罚站墙角，在街头的奔跑镜头，健二也像安托万一样，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着成年人的挣扎与妥协，观察着社会的急剧变化。

在我看来，惠起到了电影最中心的作用，她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承担了家庭最多的琐碎和随之带来的压力。

惠身上有着东方世界尊崇的女性形象，温柔，贤惠，隐忍，默默付出。

但最终当她在商场偶遇身穿清洁服的丈夫时，丈夫因为羞愧落荒而逃，惠的精神防线也终于崩溃。

她完全不害怕打劫她的匪徒，带着他一路呼啸到了海边。眺望着茫茫无边的大海，她自问：“我还有机会重来吗？”

电影中的人物，逃离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归。

健二经历了看守所的一夜，惠经历了一夜的出逃，龙平也是满身狼藉，在第二天的早晨大家都回到了家里。

他们一起吃了早饭，好像这一切生活的波澜都没有发生过。

贵在经历荒谬的战争之后，也认清了美国虚伪的正义，决定重回日本。

有人说，电影最后几十分钟的戏剧性将前面铺陈的现实感击碎，我倒不这样认为。

每个个体的遭遇都是时代大环境的一个横切面，一如电影中这一家四口的遭遇。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电影或许可以单纯描绘人物的痛苦，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式；

也可以像本片一样，呈现一个回归的结局。回归看似平淡，却更贴近我们的日常体验。

生活的再多波折和情绪，也需要慢慢在时间的长河里消解融化。

电影最后，龙平和惠来观摩健二的音乐考试。

健二坐在钢琴椅上，一束阳光倾泻在他身上。

指尖在琴键上跳跃，流淌出德彪西《月光》舒缓的旋律，生活的庸常，繁复，波折，困苦，仿佛都在优美的琴声中消解殆尽。

东京依旧是往日的东京，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这是“可承受生命之重”，尚不足以打倒我们抗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