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缸”之后的司马光，人生过得怎么样？

说起司马光，在中国可能无人不晓，大家对他的第一份认知就是小学课本里那个“砸缸救人的小英雄”。

但这只是司马光童年生活的小插曲，他的整个人生漫漫68年岁月，后续可远比“砸缸”精彩！

在北大教授赵冬梅的这本《宽容与执拗》里，从和谐有序的家庭、正直能干的恩师、积极正能量的官场氛围等多个方面，还原出一个至诚至信、不走极端的司马光，同时讲述了北宋政治的变迁。

中国素有“史界两司马”之说，第一位是《史记》的作者西汉司马迁，第二位便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巨著，294卷，记录了从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到五代后周世宗（公元959）一共1300多年的历史，旨在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部历史教科书。

除去“砸缸”和《资治通鉴》，我们的历史书对司马光的第三条鲜明定义，应该是“王安石的死对头”。

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是王安石变法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但他是一个顽固守旧、报残守缺、情愿看着国家走向衰败也不愿做任何改变的人的嘛？

显然不是。

司马光始终在扮演规劝、引导皇帝的角色，虽然也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但谏言风格总体是温和、理性的。

他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希望在朝廷和百姓之间求得一份和谐，建立平衡的秩序，相较于急功近利的改革派，必然尽显出“迂夫”本色。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远离首都开封这个政治中心，到洛阳编修《资治通鉴》，这一闲居就是15年。

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服侍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做过判官、知州，也曾入职国子监教书，后来又做台谏官、史官，也参与过整顿边防，最终做到宰相。

殷实的家庭和温和的成长环境铸就了司马光的性格——不走偏锋、稳中求胜、稍欠锋芒，他有强烈的道德洁癖，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司马光死后，苏轼亲自为他撰写“生平事迹总述”，里面有一段描述，信息量巨大。

叙说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从洛阳赶往开封奔丧，开封的老百姓看到他奔走相告，围观群众把路都堵上了，哭喊着：“大人不要再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吧！”

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司马光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个可以为百姓着想、愿意拯救百姓于水火的谦谦君子。

作者说：王安石求仁得仁，司马光种瓜得豆，北宋仁宗朝宽容政治培养出来的两位政治领袖，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宽容政治。

时代精英们总是试图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力图化解社会矛盾的同时，寻找长治久安的出路。

但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利益纠缠，复杂的人性决战，在个体与大局、改革与守旧等重大抉择的对错之分，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仍然不能给出公平的答案。

我们只需知道：

整个宋朝只有三位“文正公”，范仲淹是第二位，司马光是第三位，这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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