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免费发放到征税13%，避孕套全面征税的背后，年轻人到底生不生

1993年，为配合计划生育国策，避孕药品和用具被列入增值税免税范围，让人们能以更低成本实行避孕；而到2026年，随着《增值税法》正式实施，这项持续三十多年的免税政策即将终止，今后购买避孕用品需缴纳13%的增值税。这看似细微的税负调整，背后是一场从“节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时代转身。

当前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生育形势：202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左右，新生儿数量不足900万，仅为2016年峰值时期的一半。在高企的养育成本、普遍的教育焦虑与职场压力之下，许多年轻人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为此，近年来各地陆续推出育儿补贴、幼儿园费用减免、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等支持措施。然而，这些政策需要财政持续投入，在此背景下，取消已不合时宜的避孕用品免税政策，便成为优化财政支出、引导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从财政视角看，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体系的第一大税源，其征收范围的规范有助于夯实财政基础。政策制定者或许希望，将避孕用品征税所增加的财政收入，转而投向育儿补贴、托育服务、生育医疗等直接鼓励生育的领域，实现“资金再利用”。换言之，今天人们在购买避孕用品时多付的税款，未来可能转化为更普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或更完善的生殖健康保障。

但这一政策转向也引发不少讨论。一方面，有观点认为，避孕成本上升可能给特定群体带来负担，例如低收入家庭、患有疾病不宜怀孕的女性等，他们并非出于生育意愿选择避孕，而是基于健康或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如果因价格因素导致避孕措施使用减少，是否可能增加意外怀孕与人工流产风险？尤其在性教育尚不充分的地区，这类隐忧值得关注。

政策变迁往往伴随社会预期的调整。当国家导向从“少生”转变为“多生”，相关税收与福利体系也随之重构。然而，如何在鼓励生育的同时，不忽视非意愿怀孕的风险防范？如何确保税收调节的公平性与实效性？这些都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与配套措施。

从1993到2026，三十三年间，一项税收优惠的存废折射出人口政策的巨大转折。而当避孕用品不再免税，每个人在结账时多付的那一部分，也因此超越个人消费层面，成为嵌入时代进程的一个注脚。在生育意愿与生活成本、个体选择与公共政策之间，社会仍在寻找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