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啦！你上课会摸鱼吗？立flag，就是为了倒的？| 神经周周发 Vol.040

Hello大家好，本期的周发带着丰富有趣的短内容又来啦！

本期内容将带着你用不同的专业角度理解上课摸鱼、睡觉梦游、人们如何为放弃flag开脱等日常行为。本期还讲述了与AI猜拳、七夕青蛙的来源，以及暴露疗法治疗蜘蛛恐惧等满满的干货。也从时事出发探究旁观者效应、社会支持的科学机制。

话不多说，要想知道具体内容，就请接着往下看吧！

AI出场，猜拳难挡

饭后谁洗碗？杯酒谁先干？……生活中遇到这些难题如何解决？你可能想都不想就会回答：猜拳！的确，作为一种运气主导的“公平”游戏，猜拳被人们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跟AI对垒之后，你或许就会怀疑其“公平性”了。

在8月17日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篇论文中，浙江大学何赛灵教授领导的团队训练出了一个可以打败人类的猜拳AI模型。他们将不同固定存储长度的马尔可夫模型组合到一起，搭建出了一种参数可变的结构用以应对不同的游戏策略。研究同时引入了“聚焦长度（focus length）”这一参数来控制模型对人类玩家的策略变更的响应速度与灵敏度。

在模型评估实验中，团队招募了52名志愿者，每人与模型猜拳300回合。结果显示AI可以战胜95%的人类对手。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能够将该模型植入到可穿戴设备中，助你在与朋友的猜拳中战无不胜。

参考资料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0-70544-7

道德判断就是因果判断吗？

8月17日下午，顺德小孩牵狗上街时大狗突然失控，狗绳绊倒88岁的麦某，导致其抢救失败，这个新闻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网友关注。因为小孩当时未能停下察看老人情况，很多人对她进行了道德审判，其中也不乏对于事情因果关系的判断，如“这件事是女孩的锅”，“她欠了人命的债”等。但若是进一步思考，对一件事的道德判断和因果判断其实不尽相同，我们在不自觉地将二者混为一谈。

人们的确具有根据道德判断做因果判断的倾向。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阅读了一则故事：哲学系接待处工作人员的桌上放满了笔，除了行政助理，系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被允许使用这些笔，但总有其他人在使用，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一次次地发邮件提醒只有行政助理可以使用。在某个周一的早上，一个行政助理和史密斯教授都经过了接待处，都拿了笔。当天晚些时候，接待处的工作人员需要记录一则重要的信息，但她发现桌上没笔了。

实验参与者在读完故事后被要求进行因果判断，回答导致问题的是史密斯教授还是行政助理。结果表明，参与者更同意“史密斯教授导致了问题”这一陈述，不同意“行政助理导致了问题”这一陈述。其实，如果只看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教授和助理的行为都导致了“接待处桌上没有笔”的现象，但因为教授的的确确是违反了规定、更不道德，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教授就是“凶手”。

即使只是拿笔这样一件小事，人们都会不自觉地基于道德来判断因果关系，更何况是涉及人命的事件呢？道德判断会影响因果判断的结果，知道了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在说出“这是你的错”时更清楚地思考，自己究竟是在做出什么样的因果判断。

参考资料

Knobe, J., & Fraser, B. (2008). Causal judgment and moral judgment: Two experiments. In W. Sinnott-Armstrong (Ed.), Moral psychology, Vol. 2.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morality: Intuition and diversity (p. 441–447). MIT Press.

如何一边做梦一边梦游？

8月24日，重庆一男子做梦梦见自己在天台上, 结果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在天台上。或许“做梦”和“梦游”对我们来说都是熟悉的词汇，但这一事件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做梦和梦游这两种行为同时发生在一起：我们一般认为，做梦（dream）和梦游（sleepwalking ）无法同时发生。

做梦，一般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REM期间）[1]，此时人的肌肉处于麻痹阶段，无法运动[2]。而梦游，主要发生在睡眠的的第3阶段和第4阶段，即NREM睡眠期（Stein & Ferber, 2001），此时肌肉是可以运动的。

若这样看，做梦和梦游似乎是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使得这一男子的行为似乎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但我们可以将理论回归统计，再来一观。

研究表明，如果睡眠者在快速眼动睡眠（REM）期间被唤醒，其中约80%的人会报告生动的梦境[3]，约20%的人不会报告梦境，并且快速眼动睡眠的梦在形式上趋向于叙事性的、有故事性的事件发展情节[4]。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梦都发生在快速眼动期。虽然不多，但是也有在别的睡眠期做梦的例子，比如研究表明，如果睡眠者在非快速眼动睡眠（NREM）期间被唤醒，便会有90%的人会报告没有梦境，这就意味着实际上10%的人是会报告梦境的。发生在NREM期间的梦被描述得更像正常的思维，而不像在快速眼动期的梦那样狂野[6]。为何两者之间差距如此大，可能是因为与图像以及情绪相关联的脑区在REM睡眠期更为活跃，这就使得REM睡眠期的梦比NREM睡眠期的梦更加生动（Rock, 2004） 。

当发现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事件时，可以试图回归理论本身的实验，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参考资料

[1] Coon, Dennis, and John O. Mitterer.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Gateways to mind and behavior with concept maps and reviews. Cengage Learning, 2012.

[2] Coon, Dennis, and John O. Mitterer.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Gateways to mind and behavior with concept maps and reviews. Cengage Learning, 2012.

[3] Schacter, D. L., Gilbert, D. T., Wegner, D. M., Nock, M. K., & Johnsrude, I. (2014). Psychology, 3rd Canadian Edition.

[4] Carlson, N. R. (2012). Physiology of behavior. Pearson Higher Ed.

[5] Coon, Dennis, and John O. Mitterer.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Gateways to mind and behavior with concept maps and reviews. Cengage Learning, 2012.

[6] Schacter, D. L., Gilbert, D. T., Wegner, D. M., Nock, M. K., & Johnsrude, I. (2014). Psychology, 3rd Canadian Edition.

开学啦！你上课会摸鱼吗？

九月，大家已经阔别校园多时了！现在许多同学回到了教室环境和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中，也回到了曾经熟悉的上课模式里。认真学习、吸收知识的同时，有的同学是否有时候也会在课上“无伤大雅”地“摸摸鱼”呢？特别是允许使用电子产品的课堂上，偶尔刷刷手机，换换网页，似乎也不是稀罕的现象了。

大部分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平衡好自己的注意力，并且下课后也没觉得落下了什么内容。然而，一项2018年的心理学实验却发现，课堂上无关学习的电子产品使用确实对成绩有负面影响。在一个真实的大学课程里，一部分课堂允许使用电子产品，而另一部分不允许用电子产品；最终考试成绩反映出，在允许电子产品的课上教授的内容掌握得更差。

值得注意的是，被负面影响的不是随堂测验成绩，而是期末考试的成绩：研究人员认为，电子产品并不是通过即时的注意力转换和选择影响到我们学习，而是影响到了长期的记忆储存效果。也就是说，上课时“我平衡好了注意力”和下课后“该学的我都学到了”的感受也许并不意味着上课摸鱼的行为没有影响到学习质量，只是不尽人意的记忆质量可能要到了期末才能体现出来。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允许使用电子产品的课堂上，成绩受到影响的，除了那些确实是用了电子产品的学生，还有那些并没有选择使用电子产品的学生。这一课堂注意力分散的“社会效应”意味着，如果教室里有人使用电脑手机，其他没有动电子产品的学生也会被不知不觉地影响。

那么，在上课看手机看电脑这件事上，不论从个人，还是从整个课堂角度来说，或许都得稍微谨慎一点啦！

参考资料

Glass, A. L., & Kang, M. (2019). Dividing attention in the classroom reduces exam performan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9(3), 395–408. https://doi.org/10.1080/01443410.2018.1489046

立flag，就是为了倒的？

开学季又到了，朋友圈里又有多少朋友立“新学期目标”的flag了呢？

立flag本是一个计算机用语，但随着网络的传播它已经变成了对自己的一种调侃。也许承诺的那一刻是真心实意的，但生活中总有些阻碍我们实现flag的种种因素。除了外界的诱惑以外，我们自身也会为自己的失信而开脱。

自我妨碍研究表明，人们对主观上难以实现目标的情况作出反应时，会撤回努力，寻求保护自己不受失败的影响，即使是以增加失败可能性为代价。如果人们试图评估未来的回报，以维护积极的自我意识，那么当目标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时，人们可能会贬低目标的价值。

另一方面，认知失调理论指出，人们为了保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会对自己的态度做出有动机的调整。

因此，自我威胁和其他令人不安的矛盾会导致人们战略性地改变态度，这也可能发生在预期结果上。这一理论解释道，人们可以通过收回情感投资和减少个人对手头任务的认同感来减少与徒劳努力相关的认知失调。虽然flag倒了，但是心里并没有很难过，甚至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划水。

参考资料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

为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并不常见？

8月30日，河南嵩县一男子当街对女友行凶，致人死亡。虽然有两位路人最终施以援手，阻止了男子继续暴行，却还是没能及时挽回受害人的生命。而无论是1964年经典的纽约市Kitty案件，还是2011年令人痛心的小悦悦事件，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毫无作为向来是主流，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心理学研究指出，旁观者效应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原因并不能用“冷漠”一言以蔽之。

① 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总会有人上前帮忙的吧，我没必要负责”。这也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当旁观者众多时，作为其中的一员，助人的责任被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即使不去帮忙，人们也不会感受到太多愧疚感。

② 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还是别干枪打出头鸟的事情了，这种时候不帮忙才是对的”。当其他旁观者都无动于衷，不作为隐隐成为了此时的社会规范，人们倾向于遵从这一规范，也选择不作为。

③ 观众抑制（audience inhibition）。“这么多人看着呢，我上前帮忙是不是不太好？”。其他旁观者不仅在观看受害者，假如谁英勇上前，那么他也将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受人观看。出于恐惧，人们担心自己的英勇行为反而会被其他旁观者视为负面举动。人们可能会想：“ta真的需要我帮忙吗？我要是多管闲事甚至帮了倒忙岂不是闹了笑话……”。受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BIS）的影响，其他旁观者以及潜在的负面评价作为此时的焦虑来源，谁也不想平白无故遭受恶评，BIS会调节人们产生规避动机，抑制人们的助人行为。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弱BIS对人们的影响，从而增加人们上前助人的意愿乃至实际行为呢？有，而且方法很简单。在你犹豫时，不妨想一想自己曾经毫无顾忌地行动的情景，想一想当时你是什么心情，比如“那次那么担心演讲出丑我还是勇敢上台了啊”，这份毫无顾忌的感觉会抵抗BIS的操控，让你更快地英勇上前助人。

参考资料

van den Bos, K., Müller, P. A., & van Bussel, A. A. L. (2009). Helping to overcome intervention inertia in bystander’s dilemmas: Behavioral disinhibition can improve the greater goo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873–878.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9.03.014

蜘蛛：再看，再看，

再看你就不怕我了！

《哈利波特》系列首映20周年之际，霍格沃茨三小只带着几亿人的童年再次回到了大银幕。

你可能还记得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被蜘蛛吓得半死的罗恩与哈利开着韦斯莱先生改装过的麻瓜轿车勇闯八眼巨蛛阿拉戈克巢穴的高光片段。这一情节或许给许多人留下了心理阴影，但好消息是：对于罗恩和麻瓜世界约15%患有恐蛛症的人群而言，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多看蜘蛛可以显著缓解恐惧症状。

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讲，当人觉察到触发恐惧症的事物时，大脑中杏仁核的活动就会增强，进而使人感到恐惧。而在经过暴露疗法后，再次看到同类事物时杏仁核的反应强度会趋于正常。为了量化暴露疗法对恐蛛症患者的效果，在8月20日发表在《转化精神病学》的一篇论文中，来自瑞典隆德大学与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了45位被试看到蜘蛛图片时的大脑活动，并分别于24小时和6个月之后让其执行奖励冲突任务（incentive conflict task，被时可以选择看一张蜘蛛图片获得金钱奖励，或者无偿看一张其他图片），以评价疗效。

实验结果显示，在重复暴露于蜘蛛图像前后，大脑两侧杏仁核的活动会显著降低至接近看到对照图片（蘑菇）时的水平，前后的差值可用于预测在奖励冲突任务中被试逃避行为的发生，即使在半年后，这种相关性依然存在。该研究表明，杏仁核的活动强度在焦虑和恐惧症的临床治疗中有重要意义，暴露疗法很可能就是通过该机制来发挥效果。

下次遇到蜘蛛时，注视它，倒数十下，说不定你就没那么害怕了。

参考资料

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8-020-00887-2

墙头多，快乐多？

成年人不做选择

《乘风破浪的姐姐》总决赛公演结束，姐姐们都奉上了精彩绝伦的演出。成团在即，身为观众的你pick哪些姐姐呢？也许你pick的不止一位姐姐，难以成为哪一位姐姐的“唯粉”——有研究证明，你的“花心“是有益的。

有证据证实，“越多（群体）越快乐”：属于更多群体、而不是更少群体，具有一系列积极的益处。实验还表明，启动多个群体成员身份可以提高恢复力、满足心理需求、减少抑郁、并减少消极情绪。因此，即使你喜欢的一位姐姐没有出道成功，没有关系，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你pick的其他姐姐的成功出道会让你心理平衡一下，不至于太过郁闷。

除了社会支持之外，群体还提供归属感。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关联性是人类维持幸福感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我们认为群体可以促进幸福感，因为群体能提供归属感，部分由于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但也有相似性的自我分类感知和自我刻板印象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群体经常提供的具体支持外，社会身份还能创造一种主观的联系感，这种感觉依赖于可互换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关联。因此，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pick同一个姐姐的观众）更可能认为自己和他人是相似的、相互联系的、积极的。

姐姐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竞争对手也是队友，我们可以one pick，也可以博爱，做一颗快乐的“墙头草”。

参考资料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22103118308047

为什么孤寡=呱？

今年七夕，七夕青蛙的出现，使得广大单身群众们，不仅被迫“进食狗粮”，还被强烈的嘲讽了一番。但是为何孤寡=呱呢？我们可以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现象。

研究[1]及其WEAVER模型提出，词汇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概念准备，词汇选择，音韵编码，语音编码和发音——“呱”的产生也是如此。不过，根据研究[2]，汉语字形的激活位于语义激活和音韵激活之间；同时，因为汉语与印欧语系存在显著差异，2010年的研究[3]也单就汉语单音节词汇产生的过程，修改了具体的音韵编码和语音编码。

因此，“孤寡=呱”的产生历程是这样的：

① 概念准备 （conceptual preparation）：这个阶段主要激活词汇概念。在孤寡这个词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单身”来对这类人群进行描述，即“单身”就是词汇概念的激活。1992年的研究[4]通过“概念网络结构 （conceptual network）”解释了这个概念激活的机制：“单身”在语义上能够联结其他相关词，比如“鳏”、“寡”、“孤”、“独”、“单身狗”等，并通过联结激活这些相关词中“单身”的概念。“孤寡”中的“孤”意为年幼丧父或父母双亡的孩子；“寡”则意为年老无夫或丧夫的女子，孤家寡人，这里主要是孤和寡的引申义，表示独自一人、单身。

② 词汇准备（lexical selection）：这个阶段指从心理词典中选择并提取出对于于词汇概念的词语。简单来说，就是提取了词条（lemma），提取了“孤”“寡”两字的语义信息和句法信息，并组合为“孤寡”。

③ 字形编码：这个阶段主要是从心理词典中提取出“孤寡”这两个字的字形与发音孤/gū/寡/guǎ/，是单词形式的框架。

④ 音韵编码（ phonological encoding）：这一阶段分为音节（syllable）和音段（segment）两个阶段，从单词形式框架转变为不含字型的声调和音节结构/gū/, /guǎ/。汉语中只有大约400个音节，算上不同的声调，也就只有约1200个音节，而印欧语系的荷兰语则有12000个音节，这就导致汉语中的音韵编码单元是音节而非英语中的音素[5]。因此，“孤寡”在音段阶段被分为了更为简单且不包含声调的音段/g/ /u/ , /g/ /u/ /a/ 。

⑤ 语音编码（phonetic encoding）：这个阶段主要为词汇发音准备指令，目前普遍认为是通过槽填充（slots-filler）机制，也就是将音素顺序插入这些槽中。这个阶段提取了音段和心理词典中的声调和音节结构，并因此产生了“孤寡=呱”，将/gua3/修改为/gua1/。

⑥ 发音（ articulation）：由发音系统来执行语音词，发出声音。

综上而言，孤寡=呱，似乎只是在语音编码阶段产生微小变化所导致的。但人们在接触到这一等式后，只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读几遍，便能每一次都走完如此庞大的流程，这种大脑运行的高效和迅速，令人惊叹。

参考资料

[1] Levelt, W. J., Roelofs, A., & Meyer, A. S. (1999). A theory of lexical access in speech produ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2, 1-38.Chicago

https://pure.mpg.de/rest/items/item_102470/component/file_102471/content

[2] 张清芳, & 杨玉芳. (2004). 汉语词汇产生中语义, 字形和音韵激活的时间进程.

[3] O’Seaghdha, P. G., Chen, J. Y., & Chen, T. M. (2010). Proximate units in word production: Phonological encoding begins with syllables in Mandarin Chinese but with segments in English. Cognition, 115(2), 282-302.

[4] Roelofs, A. (1992).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lemma retrieval in speaking. Cognition, 42(1-3), 107-142.

[5] Wong, A. W. K., Huang, J., & Chen, H. C. (2012). Phonological units in spoken word production: Insights from Cantonese. PLoS One, 7(11), e48776.Chicago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48776

作者：沁仔、Dora、Chen、Xhaiden、平原、格致、榕

封面：Matt Chinworth | 排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