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没中文标签,4752元燕窝赔了47520,海淘那单却没赔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去年1月21日判的一起案子,值得多说两句。
2024年5月24日,邓某在抖音一家叫“滇西极边优选”的店下了单,8份“泰国进口白兰氏即食燕巢”,规格是42ml加70ml两瓶一组,单价594元,一共4752元。中通发货,5月28日收到。
拆开看,外包装正面只有“白蘭氏”这个商标和“纯正燕窝”“经典燕窝”几个中文字,其余各面全是外文,没有中文标签,也没写原产地、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他找商家要进口检疫合格证明和燕窝兽医证书,商家先回一句“已提供给平台”,之后就不再回消息,也不退款。
判决结果:退还4752元,另付赔偿金47520元。商家经公告送达没到庭,缺席审理,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也由被告负担。
4752变成47520。但这一单能赔到十倍,靠的其实不是“包装上没有汉字”这一件事。
2020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审过一罐进口可可粉,外包装同样一个汉字都没有,法院把十倍赔偿驳回了。
这两件事中间的差别,决定了你手上那瓶全外文的鱼油、燕窝、咖啡,到底是能索赔的货、合规的跨境货,还是根本不该买的东西。

判赔十倍的,不是“没有汉字”这件事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写得很硬: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标签要载明食品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没有中文标签的,不得进口。
但真到了法庭上,标签只是入口。决定输赢的是另一件事——商家能不能证明这批货是合法进来的。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去年判的那起红酒案最能说明问题。王某在一家酒品专卖店买了4瓶赤霞珠红葡萄酒,单价888元,共3552元。这酒是贴了中文标签的,品名、原产国、酒精度都写着。问题出在标签上少了两样东西:生产日期,经销商联系方式。经销商那一栏只写了“深圳某公司”。
王某举报之后,市场监管局在2024年11月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整改加警告。他2025年1月起诉。
法院做了一件很实在的事:直接去找标签上写的那家深圳公司核实。对方回函——涉案红酒不是他们销售的产品。
商家辩解说自己有正规进货渠道,不存在“明知”,还提出王某是职业打假人。两件事都没拿出证据。法院又反过来查了王某有没有短期内多次购买问题商品并索赔的记录,没有。
结果:退还3552元,另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判决已生效。

所以别把这条规则理解成“没有汉字就能赔”。贴了中文标签、但标签指向的经销商否认、商家又拿不出报关单和检验检疫证明,照样赔。
浙江永康市人民法院去年7月判的那起进口燕窝案是同一个逻辑。施某2024年12月26日在淘宝一家店买了250克进口燕窝,2719元,到货发现外包装缺法定中英文标注、原产地和境内代理商信息。商家在庭上抗辩了三条:原告主体不适格、这不是生活消费是牟利式打假、自己单证齐全。
前两条法院没接。第三条,商家提交的证据全是复印件,而且内容没法跟涉案产品对上。法院的认定只有四个字的意思:举证不能。判退2719元,赔27190元。
这就是这类规则真正的着力点。进口食品的合法凭证在商家手里,不在你手里。你不需要证明这瓶燕窝有问题,商家需要证明它没问题。
那罐可可粉
(2020)浙0192民初6370号,杭州互联网法院,全国第一起确认进口食品中文电子标签效力的案子。
余某2020年8月12日在一个跨境电商平台下单,买了一款进口可可粉,货由宝博中国有限公司从保税仓发出,走“网购保税进口”,海关监管代码1210,正常报关清关入境。8月14日收货,外包装确实一个汉字没有,他起诉要求退一赔十。
法院没支持,理由是两个动作都做齐了:商品交易详情页展示了完整的中文电子标签信息,平台向消费者提供了“风险告知书”并且余某确认同意了。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电子标签视为具有中文标签,与纸质标签同等效力。
这不是给跨境电商开后门。跨境零售进口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一般贸易进口按“货物”监管,本来就是两套规则:跨境货适用原产地标准而不是中国标准,豁免首次进口的注册备案,可以不附实体标签,但必须给中文电子标签和风险告知书。

麻烦在于,这套豁免是有条件的,而条件不印在包装上,藏在你的订单里。
我看到的误判基本都发生在这一步。一类人拿着全外文的进口保健品去投诉,商家一句“我们是跨境保税的”就把自己说服了;另一类人明明在跨境电商平台下的单、勾过风险告知书,还咬定“没有中文标签就是假货”。两边都不对。
还有一层更要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商品仅限个人自用,不得再次销售。一旦这批货转到线下门店、微商、二手平台当普通现货卖,标签豁免就没了,得按一般进口的要求加贴中文标签。做这行的律师管这叫灰色地带,也是职业打假最常盯的位置。
换句话说,同一瓶进口鱼油,从保税仓直发到你手上是一回事,从某个“海外直邮专营店”的国内仓库发到你手上,是另一回事。
店铺首页那句免责声明,卡在“未读”两个字上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过一起更细的。
2020年8月19日,王某在潘某的淘宝店买了2盒“日本JBP莱乃康人胎素胶囊”,6000元,到货没有中文标签。
商家的抗辩是:我店铺公告里写了,“本店所售为境外商品,外包装无中文标签,自愿选择购买”。
法院去翻了聊天记录。那条公告的状态是——未读。
再加上商家拿进货上家的营业执照来替代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合格证明,又自己做了个简易中文标签贴上去,法院直接推定其“明知”所售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店铺公告里那句免责自述,被认定为免除自身法定责任的格式条款,无实际效力。退一赔十,支持。
再往另一个方向看。天习律师事务所代理过一起进口红酒案:买家小李2023年1月通过微信向卖家买了8箱共48瓶红酒,28320元。卖家在微信里明确告知这是“英文版”,小李同意,付款。
一审认定违反第九十七条,买卖合同无效,退还25960元(已经喝掉的4瓶折价2360元扣掉),剩余的酒退回去。但十倍赔偿没支持。二审维持原判,理由是小李购买时就知道是英文版,而且他多次就同类事由起诉,无中文标签这件事并没有对他构成误导;他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这批酒存在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让他身体不适。
这个案子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惩罚性赔偿条款后面那句“但书”: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不承担赔偿责任。
两件事放一起看,商家那句“我告知过了”有没有用,取决于三个很具体的东西:告知发生在下单前还是下单后、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你是不是把这件事当生意在做。
900块两盒咖啡,检出的是处方药
前面几起说到底还是标签和来源的问题。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今年5月12日判的那起,是另一回事。
2025年10月12日,陈某在闲鱼上向一个昵称“龙酸派派”的卖家买了2盒“马来西亚拿督咖啡”,900元。外包装只有英文和繁体中文,没有规范汉字,没有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生产许可证编号。
他喝完身体不舒服,自己委托厦门一家检测机构做了检验。报告里出现了一个词:他达拉非。
这是处方药成分,判决书里写得很明确,已经被纳入了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
蓬江区市场监管局先动的手:责令立即停止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900元,罚款5000元。法院这边,(2026)粤0703民初3298号,判退还货款900元,支付十倍赔偿金9000元。

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这一整类案子里对普通人最有用的一句:陈某购买2盒总价900元,未超出生活消费范围。
这句话的意思是,法院没有因为他懂行、自己花钱送检、走完了从投诉到起诉的全套流程,就把他从“消费者”里踢出去。买2盒、900块、自己喝了不舒服,这是一个普通买家的样子。买8箱48瓶、28320块、之前已经用同样的理由告过好几轮,那是另一个样子。
中间那条线在哪,法律没有给一个金额或数量的硬标准。目前能确认的是,法院看的是购买动机和既往索赔记录,不是单看你买了几件。
真遇上了,按这个顺序走
如果你手上正有一件包装上一个汉字都没有的进口食品,我建议别急着下结论,按这个顺序过一遍。
先看订单。是不是“网购保税进口”或“直购进口”,下单时有没有风险告知书的确认页,商品详情页里有没有完整的中文电子标签。这三样都在,这件货大概率是合规的跨境零售进口,包装上没汉字不是问题。缺一样,商家嘴上那句“我们是跨境电商”就站不住。
再看渠道。同一件商品,从跨境电商平台买,和从直播间、二手平台、微商、线下进口食品店买,适用的是两套规则。后者必须有实体中文标签。
然后固定证据。外包装每一面、商品详情页快照、和商家的完整聊天记录、订单和物流信息。上海那起燕窝案里,法院确认的事实清单基本就是这些东西:营业执照、账户信息、交易快照、订单详情、物流详情、支付详情、商品照片、聊天记录。
接着向商家要三样纸:报关单、入境检验检疫证明、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这三样拿不出来,问题的性质就从“标签不全”变成了“来源不明”,后者严重得多。
有一点要说清楚:主张十倍赔偿,不需要你先吃出病来。北京东城那起红酒案,王某没喝出任何问题;上海那起燕窝案,邓某也没有主张身体损害。这套制度盯的是食品能不能被追溯,不是你有没有受伤。
反过来,商家说“拆封了影响七日无理由退货,不能退”,这是把两件事混在一起讲。七日无理由退货是一回事,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是另一回事,后者不受“拆封”这两个字影响。
最后一条,别用“没有中文字就是假货”这句话替自己结案。这是这一类问题里最常见的误判——它有时候对,有时候完全不对,而分辨两者的东西全在订单属性和商家那几张纸里,不在包装上。
包装上一个汉字都没有,可能是来源不明的水货,可能是被违规转成现货卖的跨境货,也可能就是一件规规矩矩从保税仓发出来的商品。这三种情况在货架上长得一模一样,在法院那里是三个结果。
差别不在你眼睛看到的那层纸上,在商家抽屉里的那几张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