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 篇十四：分餐制适用于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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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分餐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虽然“分餐制”早在2003年就曾在国内兴起——是的，也是因为疫情——但很显然，并没有成为公序良俗。

除了媒体说的，分餐意味着见外、生分以外，其实我们首先得想一想，吃饭是一个生理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梁文道在《味道之人民公社》里面这样讲到：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德国的西美尔（Georg Simmel）曾经写过一篇很有趣的小文章《饮食的社会学》。他指出人之所以定时吃饭，是为了要和其他人同桌共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每天三餐的规律，不限定吃这三餐的时间，我们就很难和其他人一起吃饭了。而和他人共同分享食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种非常有社会意义的行为。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分餐制那么久了，还是不好意思说，我们分着吃吧，因为，我们聚在一起吃饭本来就是社交行为呀。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的，比如广东这边的中高端餐厅，基本会使用公筷。

我还记得出入社会，第一次聚餐时被领导教导，“吃里扒外”。

你看，这里有两双筷子，里面那双是自己吃的，外面那双是夹菜的。

实际上，对于外面就餐来说，重点不是防止飞沫，而是防止幽门螺杆菌。

但，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地方就没有盛行呢？每次回到湖南，看到老人家给你夹菜，你又不好意思说什么。我想，这或许就是餐桌上的权威吧。

法国社会学大师莫斯（Marcel Mauss）在他上世纪20年代的经典名著《礼物》里力证这套请客的原理不独中国专享，几乎全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有“人情”和“面子”一类的观念；几乎全世界有权又有钱的人也都要负责埋单，而且心甘情愿，因为这么做才能彰显他们的地位，这是人类社会的不明言规则。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分餐制一直到民国都没有从中国社会中彻底消失，而合餐制也并非晚近时期的新事物。

以前天子九鼎八簋， 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说明那个时候就是分餐的，到了晚近，也还有开小灶之说。合餐制的另一个由来，或许是中国一直以来的小农经济，家庭人口不算众多。如果要求即便是在家里都要分餐的话，或许我们也该问一下，既然家庭聚集性病例那么多，那么为什么不在家戴口罩呢？

最后，分餐制就一定是终极的进化形式吗？梁文道说，最后晚餐是最终极的同桌共食。

对于信徒来讲，他们做到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每个人口中的东西竟然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同桌吃饭是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最后晚餐就是要使得基督徒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团结，因为他们不只共桌，而且是真正地“共食”。

或许，以后公筷可能成为外面聚餐的公序良俗，但在家里，依然免不了同桌吃饭。因为，吃饭，不仅仅是吃饭，更是一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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