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靠颜值出圈的博物馆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冲击下，2021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被设定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在国际博协给出的具体阐释中，提到“一些原本既已迫切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从而诘问我们的社会结构：对平等的呼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博物馆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受关注的公共文化空间，并承担起保存历史、记录时代的重要使命。

在2020年的巨大波澜中，全国各地的大小博物馆几乎都在最严峻的抗疫阶段之后，便迅速开启了征集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的工作，并随之举办相关的展览——博物馆对重大议题产生的迅速响应，不仅是社会走向恢复、树立信心的重要标志，也是重新想象、重新理解博物馆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入口。

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博物馆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追求包容、平等、开放的文化史。我们将试图在中国各地找到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重新思考它们在不同时期如何参与社会改造、影响公众认知并重塑公共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最能符合“恢复与重塑”这一主题的博物馆，恐怕非故宫博物院莫属。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逊帝溥仪仍然依据当时的《清室优待条件》而居住在紫禁城内，直到1924年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才最终被移出紫禁城。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宫，紫禁城从此成为“过去的宫殿”，被称为“故宫”，也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在许多学者的倡议下，故宫博物院在仓促中成立了。这组世界上最完美壮丽的古代建筑群，连同其中在过去数百年内由皇室收藏、传承的众多文物，从此不再是皇室的私产，也见证了从专制到共和的历史巨变。1925年10月10日，故宫在仓促筹备后首次对公众开放，北平城内真可谓万人空巷。

在开放初期，由于人手不足、馆区面积太大，故宫甚至还曾想出过分片区开放的办法：每周日、周四开放中路，周二、周五开放西路，周三、周六开放东路。早期门票票价2角，想要大致看全今天的开放区域，起码要去上三次——这在当时也不算便宜。

从历史建筑到公共空间的转变，故宫是“重塑”这一概念下，最特别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例之一。而类似由各类历史建筑改造而来的博物馆，在中国可谓不胜枚举。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的过程，本身也是社会理念重塑的体现。

比如从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筹建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在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永久场馆，直到2017年，才终于在曾经的上海跑马厅中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固定陈列。建于1933年的上海跑马厅是一座漂亮的古典主义建筑，在成为上海历史博物馆之前，曾先后作为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的馆舍。

类似的重要历史建筑很为博物馆“偏爱”，功能的变更似乎也总是顺理成章：一方面，它们往往占据着城市（尤其是历史城区）的核心地段，具备改造成为文化空间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这些建筑历史上也多具备着开放的公共属性。

对一些博物馆而言，馆舍本身即成为最重要的一件“藏品”——如今的黑龙江省博物馆，其馆舍是建于1906年的哈尔滨莫斯科商场，尽管在许多博物馆爱好者看来，黑龙江省博可看性欠佳，但占据一座经典的新艺术运动风格的俄式建筑，又地处于哈尔滨城市的心脏地带，无疑仍成为许多旅行者的必到之处。

但与这类本身就具备一定“现代性”的西洋建筑相比，大量的中式古代建筑在被改造为现代化博物馆的过程中，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广州博物馆所在的镇海楼，向来是羊城的重要地标；南京市博物馆所在的朝天宫，也长期是南京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被誉为“金陵第一胜迹”；西安碑林博物馆则是在西安文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来，无论其建筑还是最核心的碑刻藏品，都与昔日的文庙一脉相承；新近开业的山西考古博物馆的馆舍则是太原府文庙；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也在开元寺内开辟有一个专门的古船展厅，展示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沉船。

这类相对狭小、低矮、阴暗的中式建筑，在空间上与现代博物馆展陈、研究的需求存在着鲜明的内在冲突。因此，有许多博物馆在既有的历史建筑基础上寻求全新的现代设计。

最著名的案例当属苏州博物馆。自1960年起，太平天国时期的忠王府就已成为苏博的馆舍，2004年，建筑师贝聿铭为自己的家乡重新设计了“苏而新”的馆舍——杰出的、融合了苏州园林的现代设计与附近的忠王府、拙政园融为一体，即便地处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园林城市的核心地带，崭新的苏州博物馆仍然收获了毫不逊色的美学地位。

诚如故宫博物院所展现的那样，从历史建筑到博物馆的过程，是一个从专制走向共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许多重要的公立博物馆都肇端于这一起步阶段，尽管并非所有馆舍都有北京故宫那样的天赋异禀，但仍有相当多优秀的博物馆建筑在这一时期涌现，并在随后的百年内，逐渐成为新的“历史建筑”。

有两座博物馆也不得不提。一座是位于江苏南通的南通博物苑。身为清末状元的实业家张謇在考察日本之后萌生了为中国建设现代博物馆的想法，但他在京师设立博物馆“以为各省模范”的设想未被允许。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张謇回到家乡南通，在濠河之畔建立了南通博物苑。建馆之初，其展陈依张謇的设想分为自然、历史、美术三大部分，藏品多来自张謇的私人收藏，他还号召当时的藏家“出其所珍，与众共守”。这些私人捐赠奠立了南通博物苑最早的收藏基础。

南通博物苑是近代史上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如今被广泛当做是中国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原点。因此，其馆舍本身也具备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在1988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一座是同位于江苏的南京博物院。1933年，为了接收当时因华北局势动荡而南迁的部分故宫文物，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创设中央博物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国家兴建的现代综合性博物馆。但随着数年后南京沦陷，中央博物院的一期工程直到1948年才真正完工。这座由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由梁思成和刘敦桢担任监管和设计顾问的“人文馆”，这是一座出色的仿辽代宫殿式的现代建筑，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尝试将“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的宝贵探索，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在2009年的南博二期改造工程中，建筑师程泰宁保留了这座集合了众多建筑大师心血的民国建筑，并将建筑整体抬升，改变了以前参观时需要一路下坡的负面心理感受（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往往给人以“陵墓”的暗示），也更好地利用其地下空间。这座昔日的主展厅，在改造后成为了南京博物院最富标志性的“门厅”，带给每一位观众以极佳的“第一眼印象”。

除却这两座近代史上具备重要意义的博物馆，还有许多优秀的博物馆建筑也在随后成为人们熟知的文化地标。直接以博物馆建筑名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还有旅顺博物馆（关东厅博物馆旧址）和安徽省博物馆陈列大楼。

创建于1915年的旅顺博物馆，其前身是日本占领大连时期修建的“满蒙物产陈列所”，是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见证。当时的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在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搜集了大量古代文物并运往日本，但后来由于大谷个人的财务问题，这批文物辗转售卖给当时的关东厅博物馆，即旅顺博物院的前身——这些辗转异国的文物最终又回到中国，奠立了建馆之初最重要的收藏基础。因此，直到今天，由日本人修建、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旅顺博物院，其最重要的收藏品是一批来自新疆、中亚地区的佛像、文书、干尸和丝织品。

建于1956年的安徽省博物馆则是一座苏式建筑，在新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史上也有特殊意义：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博时提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1983年，西安开始筹建陕西历史博物馆。在经历漫长的动荡之后，这座博物馆被寄寓了象征复苏的希望。建筑师张锦秋从唐代宫殿建筑中获得灵感，在古都西安设计出了这座直到今天也仍然最受游客欢迎的博物馆。1991年，当新馆终于在充满历史底蕴的区域开幕时，这座建筑的翼翼唐风不仅仅是与周边大雁塔、曲江池这些唐代遗迹的隔空呼应，同样也象征着对那遥远黄金时代的追思和致敬。

这种源于地方人文历史的经典意象，是许多“博物馆想象”的灵感源泉。王澍在设计宁波博物馆时，就收集了大量旧城改造拆除时所得到的砖瓦，并以此砌成了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瓦爿墙”外立面，这使宁波博物馆成为“中国首座大规模运用废旧材料建造的博物馆”。瓦爿墙是起源于宁波当地的建筑工艺，但在现代化的建筑手法中，这成为了王澍“新乡土主义”的面孔，也成为他后来获得普利兹克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2013年，李兴钢在昔日绩溪的县衙旧址上设计了一座全新的绩溪博物馆。整座博物馆的山墙外形便如同徽州起伏的群山或绩溪的波浪，从地方的山形水胜中获得建筑灵感，并尽可能地保存了这一块上原有的历史脉络（许多庭院中都保留了原来的树木，包括一棵七百余年的槐树）。主入口处的假山显然取自当地的园林传统，但在高度的抽象化之后，又被赋予了浓郁的现代精神。

最近的案例，可以找到2020年刚刚落成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在明清时期的御窑遗址旁，建筑师朱锫设计了八个大小不同的砖拱结构，其形式、尺度便与当地的柴窑相仿佛。特别之处在于，施工时又在工地上发现了新的遗址，而通过对拱形结构的调整，这些遗址也被重新纳入到博物馆的空间之中。

贝聿铭说，“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

博物馆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入口，建筑是理解博物馆的一个视角。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当我们重新回望来路，也许会在博物馆的发展史中重新找到一些可以汲取的经验与营养，并重新想象和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

撰文/Luke LOU
供图/Luke LOU、图虫

原文发布于华夏风物App